散文
　　曾鞏散文成就很高，是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積極參與者，宋代新古文運動的重要骨干。作為歐陽修的積極追隨者和支持者，幾乎全部接受了歐陽修在古文創作上的主張，他在理論上也是主張先道而后文的。但比韓愈、歐陽修更著重于道。在古文理論方面主張先道后文，文道結合，主張“文以明道”。其文風則源于六經又集司馬遷、韓愈兩家之長，古雅本正，溫厚典雅，章法嚴謹，長于說理，為時人及后輩所師范。《宋史·曾鞏傳》評論其文“立言于歐陽修、王安石間，紆徐而不煩，簡奧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謂難矣。”。王安石說：“曾子文章眾無有，水之江漢星之斗”。蘇軾認為：“曾子獨超軼，孤芳陋群妍”。蘇轍則用“儒術遠追齊稷下，文詞近比漢京西”來概括曾鞏的學術成就。朱熹也推崇他“予讀曾氏書，未嘗不掩卷廢書而嘆，何世之知公淺也。”其議論性散文剖析微言，闡明異議；記敘性散文舒緩平和，翔實而有情致，對后世創作影響極大，明清兩代著名作家都將其作品奉為典范。曾鞏為文，自然淳樸，而不甚講究文采。在八大家中，他是情致較少的一個。

詩歌
　　曾鞏的主要成就在文，但亦能詩。現存詩400余首，大都寫得比較質樸，雄渾超逸，含義深刻，略似其文。元代劉塤認為曾鞏“平生深于經術，得其理趣；而流連光景，吟風弄月，非其好也。往往宋人詩體多尚賦，而比與興寡，先生之詩亦然”（《隱居通議》卷七），道出了他詩歌藝術的主要特征。但他并非只善賦體，也有一些詩長于比興，形象鮮明，頗得唐人神韻。他的各體詩中以七絕的成就最高，精深，工密，頗有風致。如《西樓》、《城南》、《詠柳》等，稱得上宋代近體詩中寫景抒情的佳作。就“八大家”而論，他的詩不如韓、柳、歐、王與蘇軾，卻勝于蘇洵、蘇轍。但為文所掩，不受重視。詞僅存《賞南枝》一首。其詩文曾被選譯成英文，在國外發行。
　　曾鞏的學術和文章在他生前就享有很高的聲譽。降及南宋，盛譽不衰。朱熹在北宋各古文家中獨服膺曾鞏。呂祖謙編選《古文關鍵》時，只取曾鞏，不取王安石，可見當時風尚。元末明初朱右編選《八先生文集》，開始將曾鞏與韓、柳、歐、王及三蘇并列。明代唐宋派的王慎中、唐順之、茅坤、歸有光作文都推尊曾鞏。茅坤編《唐宋八大家文抄》，將曾鞏正式列為八大家之一，這更奠定了他在散文史上的重要地位。清代桐城派的宗祖方苞，以及劉大櫆、姚鼐等，將歐陽修、曾鞏的文章作為楷模，從學曾入手學歐文。這種風氣在從方苞到方東樹的幾代桐城派作家中都沒有多大改變。從宋到清，雖也有個別貶抑曾鞏的言論，但不是主流。
　　曾鞏強調六經為本源，借圣人之學加強文章底蘊，追求一種雍容典雅的藝術風格。無論敘事、議論都沖和平淡、委曲周詳。布局完整嚴謹，節奏舒緩不迫，語言干凈，思致明晰。文章平易理醇，且其開闔、承轉、起伏、回環都有一定的法度，顯得規矩嚴密，故唐宋八大家中最便于學習。明清唐宋文派和桐城派散文作者，學“古文”多由模仿曾文入手，這當是一個重要原因。
　　曾鞏一生用功讀書，家里藏書二萬余卷，他一一加以校勘，至老不倦。收集古今篆刻500卷，編為《金石錄》。所著文集《元豐類稿》50卷現存于世，有《四部叢刊》影元本。曾編校過《梁書》、《陳書》、《南齊書》、《列女傳》，整理過《戰國策》、《說苑》，另有《續稿》40卷、《外集》10卷，宋后亡佚。
　　曾鞏還十分重視興教勸學，培養人才，在撫州居所側建有“興魯書院”，并親自定學規、執教席，推動撫州學風。在南豐“子固公園”，有曾鞏幼時讀書處──讀書巖、曾文定公祠、仰風亭、思賢堂，縣博物館亦建在其內。南昌市有一條子固路，也是后人為紀念這位先賢而命名的。
　　南豐曾氏為耕讀世家。自鞏之祖父致堯于太平興國八年（983）舉進士起，77年間曾家出了進士19位。進士中，致堯輩7人，其子易占輩6人，其孫鞏輩6人。此外，鞏之妹婿王安國、王補之、王彥深等一批人亦皆進士。披閱《建昌府志》、《南豐縣志》及諸曾著作如鞏之《元豐類稿》，我們不能不被該家族的儒學底蘊、文化積淀與苦學精神所震驚。曾鞏進士同年蘇軾、蘇轍贈詩稱：“儒術遠追齊稷下，文詞近比漢京西”，非虛言也。

應用文
　　曾鞏作為唐宋八大家之一，有《元豐類稿》和《隆平集》傳世，從他傳世的文集來看，他的興趣主要在于史傳、策論一類的應用文。尤其是他從事史書編纂工作多年，對史傳碑志的寫作較有研究。對他有關應用文的理論進行研究和總結，對現代應用文的發展不無指導意義。
　　應用文起源于堯舜時代。他在《辭中書舍人狀》中論述應用文的歷史發展時，斷定應用文起源于堯舜時代。在唐、虞、夏、商、周時代。君主一方面創新政事，按百官的實績賜與爵位和恩惠，另一方面教化治理平民，一定要有詔、號、令、命一類的應用文詔告天下，傳達君主的意圖。于是君主挑選聰明、才能出眾、工於語言的文學大臣載於典冊，使君主的意圖傳布暢達，施行於天下，傳於后世，這樣就產生了應用文，以作為教化治理的工具。“竊以唐虞三代之君，興造政事，爵德官能之際，所以播告天下，訓齊百工，必有詔號令命之文，達其施為建立之意。皆擇當世聰明雋逸、工於言語文學之臣，使之散揚演暢，被於簡冊。以行之四方，垂之萬世，理化所出，其具在此。”(《辭中書舍人狀》)應用文起源于堯舜是他根據有圣君就有應用文推斷出來的。因為圣君要治理國家，治國的號令要使天下人周知，唯一的途徑就是借“能言之士”通過文字傳達，應用文是治理國家所必須的。”蓋圣君難諭之情，將欲施於號令，得當世能言之士，然后是於文辭”(《謝中書舍人表》最早的應用文見於甲骨卜辭，是現今通行的說法，曾鞏認為應用文的起源早于甲骨卜辭。這種說法還是可信的。其一，符合應用文為應用而產生的實際；其二，符合有文字便有文章的基本原理，據考古研究的資料表明，漢字歷史可遠溯到五六千年前。（節選自《應用寫作》學術月刊1995年第1期《曾鞏應用文論》）

主要著作
　　曾鞏的思想屬儒學體系，他贊同孔孟的哲學觀點，強調“仁”和“致誠”，認為只要按照“中庸之道”虛心自省、正誠修身就能認識世界和主宰世界。在政治上他反對兼并政策，主張發展農業和廣開言路。他在任地方官時，總是以“仁”為懷，“除其奸強，而振其弛壞；去其疾苦，而撫其善良”(《齊州雜詩序》)。由于他思想有一定局限性，因此，對王安石變法有些不同看法。他認為法愈密，則弊愈多。但是曾鞏也不主張死守成法，他對在位者的因循茍且表示不滿，提出“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戰國策目錄序》)的觀點。主張在不失先王意旨的前提下，對法制作必要的改革。在行動上，他能夠維護新法，在齊州為官時，能力行保甲之法，使州人安居樂業。 曾鞏的散文創作成就很高，是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積極參加者。他師承司馬遷、韓愈和歐陽修，主張“文以明道”，把歐陽修的“事信、言文”觀點推廣到史傳文學和碑銘文字上。他在《南齊書目錄序》中說：“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顯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稱也。”他強調只有“蓄道德能文章者”，才足以發難顯之情，寫“明道”之文。他的散文大都是“明道”之作，文風以“古雅、平正、沖和”見稱。《宋史》本傳說他“立言于歐陽修、王安石間，紆徐而不煩，簡奧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他的議論性散文，剖析微言，闡明疑義，卓然自立，分析辨難，不露鋒芒。《唐論》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援古事以證辯，論得失而重理，語言婉曲流暢，節奏舒緩不迫，可與歐陽修的《朋黨論》媲美。他的記敘性散文，記事翔實而有情致，論理切題而又生動。著名的《墨池記》和《越州趙公救災記》熔記事、議論、抒情于一爐，深刻有力，通情達理。他的書、序和銘也是很好的散文。《寄歐陽舍人書》和《上福州執政書》歷來被譽為書簡范文。敘事委婉深沉，語言簡潔凝練，結構十分嚴謹。《戰國策目錄序》論辯人理，氣勢磅礴，極為時人所推崇。當西昆體盛行時，他和歐陽修等人的散文，一揖雕琢堆砌之風，專趨平易自然。王安石曾贊嘆說：“曾子文章世稀有，水之江漢星之斗。”(《贈曾子固》)。蘇軾也說：“醉翁門下士，雜從難為賢；曾子獨超軼，孤芳陋群妍”。 曾鞏也擅長寫詩，有400余首傳世。其詩或雄渾瑰偉，或委婉超逸，無不含義深刻，妙趣橫生。《迫租》描繪了“今歲九夏旱，赤日萬里灼”，“計雖賣強壯，勢不旭弱”的慘狀，發出“暴吏體宜除，浮費義可削”的呼聲，與王安石的《兼并》詩有異曲同工之妙。絕句《西樓》、《城南》，清新雋永，具有王安石晚年詩作的風致。他的詠物詩多數富有新意，如《詠柳》詩：“亂條猶未變初黃，倚得東風勢便狂。解把飛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以柳樹隱喻奸臣和邪惡勢力，形象逼真，寓意深刻，別開生面。曾鞏的詩作，格調超逸，字句清新，但有些也存在宋詩言文言理的通病，又為其文名所掩，故不甚為人們所注意。 曾鞏一生整理古籍、編校史書，也很有成就。《戰國策》、《說苑》、《列女傳》、《李太白集》和《陳書》等都曾經過他的校勘。《戰國策》和《說苑》兩書，多虧他訪求采錄，才免于散失。他每校一書，必撰序文，借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曾鞏好藏書，珍藏古籍達20000多冊；收集篆刻500卷，名為《金石錄》。曾鞏治學嚴謹，每力學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其要，識其微，故能“上下馳騁，愈出而愈工”。其弟曾肇，說他的文章“一落紙，為人傳去，不旬月而周天下，學士大夫手抄口誦，惟恐得之晚也”(曾肇《亡兄行狀》，見《元豐類稿》卷末)。曾鞏培養了一批名儒，陳師道、王無咎、曾肇和曾布受業于他。《宋元學案》云：“陳無己(師道)好學苦志．以文謁曾子固，子固為點去百十字，文約而義意加備，無己大服。” 曾鞏的文章對后世的影響也很大。南宋朱熹“愛其詞嚴而理正，居嘗誦習”。明代唐宋派散文家王慎中、唐順之、茅坤、歸有光，清代的桐城派方苞、劉大槐、姚鼐和錢魯斯等人都把他的文章奉為圭臬。《明史·王慎中傳》載：“慎中為文，初主秦漢，謂東京之下無可取，已司歐、曾作文之法，乃盡焚舊作，一意師仿，尤得力于曾鞏；順之初不服，久亦變而從之。” 曾鞏一生著述豐富，有《元豐類稿》50卷、《續元豐類稿》 40卷、《外集》10卷流行于世。另外，他還著有《衛道錄》、《大學稽中傳》、《禮經類編》、《雜職》、《宋朝政要策》、《詩經教考》等等。宋朝南渡后，《續稿》、《外集》散佚不傳，今僅存《元豐類稿》 50卷。又世傳《隆平集》30卷舊題曾鞏撰，前人考訂系出于偽托。

概述
　　曾鞏，建昌南豐（今屬江西）人，北宋著名政治家、散文家。他家境貧寒，有一個哥哥，四個弟弟，十個妹妹（其中一人夭折），父親被罷官，身體也不好，所以肩負起養家的重任。
　　曾鞏自稱“家世為儒”（曾鞏《上歐陽學士第一書》），祖父作過尚書戶部郎中，父為太常博士。曾鞏天資聰慧，記憶力非常強，幼時讀詩書，脫口能吟誦，與兄長曾曄一道，勤學苦讀，自幼就表現出良好的天賦。史稱鞏“十二歲能文，語已驚人”。其弟曾肇在《亡兄行狀》中稱其“生而警敏，不類童子”，而且記憶力超群，“讀書數萬言，脫口輒誦”。18歲時，赴京趕考，與隨父在京的王安石相識，并結成摯友。20歲入太學，上書歐陽修并獻《時務策》。歐陽修見其文筆獨特，非常賞識。歐陽修說：“過吾門者百千人，獨于得生為喜。”（《上歐陽學士第二書》）自此名聞天下，但因其擅長策論，輕于應舉時文，故屢試不第。慶歷七年（1047），其父去世，其身為次子（其上尚有一兄長），只好輟學回歸故里，盡心侍奉繼母。曾鞏少年時與王安石為密友，登歐陽修之門以后，就向歐陽修推薦了王安石。直至嘉祐二年（1058），歐陽修主持會試，堅持以古文、策論為主，詩賦為輔命題，曾鞏才與其弟曾牟、曾布及堂弟曾阜一同登進士第一。
　　嘉祐四年（1059），任太平州（今安徽當涂縣）司法參軍，以明習律令，量刑適當而聞名。五年，由歐陽修舉薦到京師當館閣校勘、集賢校理，理校出《戰國策》、《說苑》、《新序》、《梁書》、《陳書》、《唐令》、《李太白集》、《鮑溶詩集》和《列女傳》等大量古籍，對歷代圖書作了很多整理工作，并撰寫了大量序文。 熙寧二年（1069），任《宋英宗實錄》檢討，不久被外放越州（今浙江紹興）通判。熙寧五年后，歷任齊州、襄州、洪州、福州、明州、亳州等知州。為政廉潔奉公，勤于政事，關心民生疾苦。他根據王安石的新法宗旨，結合實際情況加以實施。致力于平反冤獄、維護治安、打擊豪強、救災防疫、疏河架橋、設置驛館、修繕城池、興辦學校、削減公文、整頓吏治、廢除苛捐雜稅，深受群眾擁戴。
　　元豐三年（1080），改任滄州（今河北）知州，途經京城開封時，宋神宗召見。宋神宗對其“節約為理財之要”的建議大為贊賞，留任為三班院勾判。元豐四年，朝廷認為“曾鞏史學見稱士類，宜典五朝史事”，任為史官修撰，管勾編修院，判太常寺兼禮儀事。元豐五年，拜中書舍人。同年九月，遭母喪，去官。次年，病逝于江寧府（今南京）。后葬于南豐源頭崇覺寺右。南宋理宗時追謚為“文定”，人稱“南豐先生”。 他還為唐宋八大家之一

政事
　　自稱"家世為儒“，①曾祖歷官水部員外郎，祖父為尚書戶部郎中，父為太常博士。《宋史》稱曾鞏年幼"警敏“，"讀書數百言，脫口成誦“②。"十二歲能文，語已驚人“③。但據他自稱幼時從先生受書，"方樂與家人童子嬉戲“，到十六七歲時，"窺六經之言，與古今文章有過人者“，始知愛好，并努力學習④。到二十歲后，"歐陽修見其文奇之“⑤大約就在這時，他曾給歐陽修寫信，并"獻雜文時務策兩編“。信里他一面稱贊歐陽修的道德文章，一面表白自己的為人志節："鞏自成童，聞執事之名，及長，得執事之文章，口誦而心記之，觀其根極理要，撥正邪僻，掎挈當世，張皇大中，其深淳溫厚，與孟子韓吏部之書為相唱和，無半言片詞舛駁于其間，真六經之羽翼，道義之師祖也。……又聞執事之行事，不顧流俗之態，卓然以體道扶教為己務。……信所謂能言之能行之，既有德而且有言也。韓退之沒，觀圣人之道者，固在執事之門矣。"曾鞏當時少不更事，而能有這樣的看法，很不簡單，所言者雖有所未盡，但大體符合實際。又說："鞏性樸陋，無所能似，家世為儒，故不業他。自幼迨長，努力文字間，其心之所得，庶不凡近。……唯其寡與俗人合也，于公卿之門未嘗有姓名，亦無達者之車回顧其疏賤。抱道而無所與論，心常憤憤悱悱，恨不得發也。今者乃敢因簡墨布腹心于執事，茍得望執事之門而入，則圣人之堂奧室家，鞏自知亦可以少分萬一于其間也。"這段話是表述自己的為人的。與俗不合，抱道自守，心志如此，確不凡近。歐陽修對于這樣的人物自是重視的。因此，曾鞏上書之后，曾經得到歐陽修接見。據曾鞏《上歐陽學士第二書》講，歐陽修見到他之后，曾對他說："過吾門者百千人，獨于得生為喜。"而且當曾鞏向歐陽修告別之時，歐陽修還寫了《送曾鞏秀才序》，其文云："廣文曾生來自南豐，入太學，與其諸生群進于有司，有司斂群才、操尺度，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棄之。……然曾生不非同進，不罪有司，告予以歸，思廣其學而堅其守，予初駭其文，又壯其志，……曾生橐其文數十萬言來京師，京師之人無求曾生者，然曾生亦不以干也。予豈敢求生，而生辱以顧予，是京師之人既不求之，而有司又失之，而獨余得也。于其行也，遂見于文，使知生者，可以吊有司，而賀余之獨得也。"此序作于慶歷二年（1042），這時曾鞏雖見棄于有司，卻得到了歐陽修的賞識。
　　在這期間，曾鞏也結識了王安石，還曾向歐陽修推薦。他在《再與歐陽舍人書》中說："鞏頃嘗以王安石之文進左右而以書論之，其略曰：鞏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稱其文。雖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誠自重，不愿知于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時所急，雖無常人千萬，不害也。顧如安石，此不可失也。"這是追述前此一封信中的話，可見曾鞏對王安石曾經非常器重。在這封信里，他不僅推薦王安石，還曾提到王回、王向，一并向歐陽修推薦。
　　后來，在《與王介甫第一書》里曾鞏又說："鞏至金陵，自宣化渡江來滁上，見歐陽先生，住且二十日，……歐公悉見足下之文，愛嘆誦寫，不勝其勤。間以王回、王向文示之，亦以書來言：此人文字可驚，世所無有。……歐公甚欲一見足下。能作一來計否？"由此看來，在這期間曾鞏同歐陽修已有相當親密的交往。

考中進士
　　曾鞏是在嘉祐二年（1058）歐陽修知貢舉時考中進士的。在這之前，他不但認識了歐陽修這樣的前輩，結交了王安石這樣的朋友，而且已經同當代其他幾個重要人物如杜衍、范仲淹等都有書信來往，投獻文章，議論時政，陳述自己為人處世的態度。不過，曾鞏所寫的這些書信，不同于尋常的"干謁“，不是請求薦引。例如，他在《上杜相公書》中說："今也過閣下之門，又當閣下釋袞冕而歸，非干名蹈利者所趨走之日，故敢道其所以然，而并書雜文一編，以為進拜之資。蒙賜之一覽焉，則其愿得矣。"這封信大概就寫于慶歷五年（1045）杜衍、范仲淹等被黜離職之后。曾鞏于此時寫信并投獻文章，正好說明他的為人和政治態度，政治上同杜衍、范仲淹一致，絕不趨炎附勢。

編校書籍
　　曾鞏既中進士，便被調任為太平州（今安徽當涂）司法參軍，又召編校史館書籍，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為實錄檢討官。 在這期間，曾鞏對于歷代圖書作了很多整理工作。對于歷代圖書聚散以及學術源流多所論述，寫過一些敘錄，如《新序目錄序》、《列女傳目錄序》、《戰國策目錄序》等，還有《梁書》、《陳書》、《南齊書》等，也都寫有“敘錄”。
　　曾鞏雖推崇歐陽修，但他的學術觀點和歐陽修亦有所不同。例如，他在《筠州學記》中說："周衰，先王之跡熄。至漢，六藝出于秦火之余，士學于百家之后，言道德者矜高遠而遺世用，語政理者務卑近而非師古。刑名兵家之術，則狃于暴詐，惟知經者為善矣，又爭為章句訓詁之學，以其私見妄（一本下有"臆"字），穿鑿為說，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學者靡然溺于所習。當是時能明先王之道者揚雄氏而已。"他對揚雄如此稱贊，這看法與韓愈比較相近，與歐陽修則頗相反。
　　此外，曾鞏還有《答王深甫論揚雄書》，對于揚雄屈事王莽以及作《劇秦美新》，都有所辯解，并引王安石的看法，以為"雄之仕合于孔子無不可之義“，而且認為"世傳其投閣者妄"云云。曾鞏對揚雄的看法，涉及政治和學術兩個方面。揚雄的政治態度和學術成就，對曾鞏都有影響。

任職情況
　　曾鞏離開館閣，又作了十幾年的地方官吏。最初是越州通判（今浙江紹興一帶），其后又知齊州（今山東濟南一帶），徙襄州、洪州，知福州。史稱曾鞏在這幾州都有政績，主要在"荒政"和"平盜"兩個方面，而后者并非真是政績。曾鞏移徙洪州時，曾有《移守江西先寄潘延之節推》詩，詩云："憶昔江西別子時，我初折腰五斗粟。南北相望十八年，俯仰飛光如轉燭。"他這時似乎已有倦于轉徙的感嘆。此后便多次表示為了養親而不愿遠仕。
　　在赴福州之前，曾鞏有《辭直龍圖閣知福州狀》。到福州后又有《福州上執政書》，書中說："轉走五郡，蓋十年矣，未嘗敢有半言片辭求去邦域之任而冀背朝廷之義。此鞏之所以自處，竊計已在聽察之日久矣。今輒以其區區之腹心，敢布于下執事者，誠以鞏年六十，母年八十有八，老母寓食京師，而鞏守閩越，仲弟守南越，二越者，天下之遠處也，于著令：有一人仕于此二郡者，同居之親當遠仕者，皆得不行。……"據此，他請求"或暫還之闕下，或處以閑曹，或引之近畿，屬以一郡，使得諧其就養之心，慰其高年之母。“此書之外，曾鞏還有《福州奏乞在京主判閑慢曹局或近京一便郡狀》，也是請求朝廷照顧養親的。大概正是因為他一再申請，朝廷曾一度下令，"召判太常寺“；可是當他離職上路以后，又有詔改知明州。為此，曾鞏又有《移明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狀》，希望朝廷允許他"暫至京師迎侍母赴任“。但未能如愿，所以后來移知亳州，又繼續申請。他在《移知亳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狀》中說："臣昨任福州，已系遠地，迎侍不得，即今老母多病，見在京師，人子之誼，晨昏之戀，固難茍止。二者于臣之分，實為迫切。……只乞對移陳蔡一郡，許臣暫至京師，迎侍老母赴任。……今臣幸蒙恩詔移守亳州，如臣所請。況亳州去京不遠，欲乞許臣暫至京師，迎侍老母赴任。“元豐三年（1080），曾鞏又徙知滄州，有《滄州乞朝見狀》，說："竊念臣遠離班列十有二年，伏遇陛下神圣文武，當天受命，……而臣曾未得須臾之間進望清光，竊不自揆，愿奉德音，犬馬之情，固非一日之積。今將至京師，他望圣慈，許臣朝見。"于是神宗召見了曾鞏。召見之后，他曾請求登對，有《乞登對狀》，說自己被召見時，"不敢率然以對“，可是"退而伏念“，還是希望"上殿敷奏“，以便"披腹心“，"當天心“。此后曾鞏便被留在京師，"勾當三班院“。

告老還鄉
　　元豐四年（1081），有詔書說："曾鞏史學見稱士類，宜典五朝史事。"于是便"以為史館修撰，管勾編修院，判太常寺兼禮儀事“。史稱"近世修國史，必眾選文學之士，以大臣監總，未有以五朝大典獨付一人者“，于是曾鞏入朝辭謝說："此大事，非臣所敢當。"并有《申中書乞不看詳會要狀》，表示謙讓。
　　元豐五年（1082）四月，擢拜中書舍人。這時曾鞏又有《辭中書舍人狀》，述說自己"齒發已衰，心志昏塞“，希望另選賢能。還有《授中書舍人舉劉攽自代狀》，表示謙退。但這年九月，曾鞏即遭母喪，因而罷職。
　　元豐六年（1083）四月，曾鞏卒于江寧府（今江蘇南京），終年65歲。著作有《元豐類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