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摭言》：上元二年（675年）秋，王勃前往交趾看望父親，路過南昌時，正趕上都督閻伯嶼新修滕王閣成，重陽日在滕王閣大宴賓客。王勃前往拜見，閻都督早聞他的名氣，便請他也參加宴會。閻都督此次宴客，是為了向大家夸耀女婿吳子章的才學。讓女婿事先準備好一篇序文，在席間當作即興所作書寫給大家看。宴會上，閻都督讓人拿出紙筆，假意請諸人為這次盛會作序。大家知道他的用意，所以都推辭不寫，而王勃以一個二十幾歲的青年晚輩，竟不推辭，接過紙筆，當眾揮筆而書。閻都督很是不高興，拂衣而起，轉入帳后，叫人去看王勃寫些什么。聽說王勃開首寫道“豫章故郡，洪都新府”，都督便說：不過是老生常談。又聞“星分翼軫，地接衡廬”，沉吟不語。等聽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都督不得不嘆服道：“此真天才，當垂不朽！”。《唐才子傳》則記道：“勃欣然對客操觚，頃刻而就，文不加點，滿座大驚。”《唐摭言》等書所記，或者有些夸張，但王勃《滕王閣序》，確實為不朽名篇。

序詩風波
　　相傳王勃寫完《滕王閣序》后，閻大人女婿吳子章（相傳有過目不忘之才）被搶風頭，大怒，譏諷王勃詩作是抄襲自己的，《滕王閣序》是自己宿構的詩，王勃是抄襲自己的，是偷背出來的!見閻大人和眾士不信，吳子章當眾將《滕王閣序》一字不落地背出來，眾人皆大驚，對王勃起了疑心，懷疑王勃抄襲。王勃毫不驚慌，反問道：“吳兄過目不忘，令人佩服，但這首詩末尾還有序詩嗎？”吳子章不能答，只見王勃起身揮墨，文不加點，寫下一首序詩：
　　滕王高閣臨江渚，佩玉鳴鸞罷歌舞；畫棟朝飛南浦云，珠簾暮卷西山雨；
　　閑云潭影日悠悠，物換星移幾度秋；閣中帝子今何在，檻外長江空自流！
　　寫罷，眾人皆服，無不稱贊，相信《滕王閣序》實乃王勃所作。吳子章羞赧而退！

仿“曲水流觴”
　　《三月上巳祓禊序》又名《修鍥云門獻之山亭序》《嘉泰會稽志》卷十載：“六朝宋時，謝康樂與從弟謝惠連人稱大小謝，曾泛舟耶溪，對詩于王子敬山亭。“謝靈運與惠連聯句，刻于（孤潭）樹側””初唐詩人宋之問更開越中唐詩風流之先河。永淳二年（683年）初唐四杰之首的王勃率浙東詩人曾在云門寺王子敬山亭主持了一次模仿王羲之蘭亭雅集的修禊活動，并仿《蘭亭集序》寫了一篇《修鍥云門獻之山亭序》。王勃也許意猶未盡，于同年秋再次修鍥于此，作有《越州秋日宴山亭序》。此后又有大歷浙東唱和（57詩人）。
　　《全唐文》卷一八一《三月上巳祓禊序》：“永淳二年”句訛誤。按：如前面所述王勃卒于唐高宗上元三年（676）十二月，而距永淳二年，王勃已卒七年，安能作此《序》乎？《浙江通志》卷四五所錄之《王勃修禊云門獻之山亭序》（即《三日上巳祓禊序》）“永淳二年”云云，乃因襲舊文而承其誤也。王勃游浙東，似亦在上元二年王勃從鐘陵出發至九月九日到洪都這段時間。王勃在越州作的一些詩文，均在《全唐文》、《全唐詩》和《全唐詩補編》中。其中，《三月上巳祓禊序》云：“況乎山陰舊地，王逸少之池亭，永興新交……暮春三月，修祓禊于獻之山亭也。”這里的“新交”二字，說明他到越不久。“三月上巳”即三月上旬，這是他與新交于敬之山亭祓禊的時日。（詳見竺岳兵《王勃越州行跡考》）

思想方面
　　王勃的思想人格交融儒、釋、道多種文化因子。他直接繼承了祖父王通的儒家思想，主張仁政，渴望功名，希望濟世，雖然在宦海中幾沉幾浮，但最終難以割舍的依然還是何時濟世和如何濟世。從人格精神來看，王勃首先是儒家之狂者，他志向高遠，勇于進取；才華橫溢，文采斐然；但同時也處事疏闊，缺少謀略。其次他還是傲者，身秉傲骨，且鄙世傲物，蔑視塵俗。王勃崇信佛教，認為佛教蘊含著深刻的哲理，在社會中發揮著巨大的作用。

詩歌方面
　　王勃的詩歌直接繼承了貞觀時期崇儒重儒的精神風尚，又注入新的時代氣息，既壯闊明朗又不失慷慨激越。具體來講，送別詩或氣勢磅礴、雄渾壯闊，如《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寫離別之情，以“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相慰勉，意境開闊，一掃惜別傷離的低沉氣息；或優美靜謐、隱約迷蒙，如《江亭夜月送別》其二“亂煙籠碧砌，飛月向南端。寂寂離亭掩，江山此夜寒”，描繪的是一幅美麗的江邊月夜圖，畫面優美迷蒙，讓人心醉；或重在抒發自我身世的悲切之感，如《別薛華》，整首詩并不著意抒寫惜別之情，而是時時處處抒發對自己身世的悲切之感，哀傷之痛。“煙霧”意象在王勃送別詩中出現頻率極高，是王勃對前途命運迷惘和困惑的外在表現，如《秋日別王長史》中“野色籠寒霧，山光斂暮煙”，田野籠罩在濃濃的秋霧中，凄寒而朦朧，遠處的山峰在沉沉暮靄中聚斂而凝重，山光野色在寒霧暮煙中顯得隱約迷蒙，似夢似幻。相思詩則抒發了千里之外羈客的情感：思念家鄉，懷念親友，傷春感懷，如《羈春》，則通過寫景抒發深沉的思鄉之情。園林山水詩既寫景生動、錘煉精工，又詩境美好，充滿生機，如《郊興》。同時，在描寫手法、詩境開拓等方面，又進行了新的嘗試，并取得顯著的藝術效果。遠游山水詩不僅充分展現了奇險壯麗的入蜀途中風光，而且因傾注了郁積之氣而尤顯深沉悲涼，底蘊深厚。

辭賦方面
　　王勃賦是初唐賦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某種意義上標志著初唐賦體的繁榮。王勃的駢文繼承了徐陵、庾信的駢文藝術風格（對仗精工、自然而妥帖；音韻諧美，無論押韻還是句內宮商均有意追求合律；用事貼切，做到典事內容與表達內容的諧調；熟用隔對，把四六句型作為主要句型運用，并巧用長短句的交錯變化，同時注以散行之氣，使文章于凝煉中見流暢），但又注以清新之風、振以疏蕩之氣，于是使駢文變繁縟為清麗，變滯澀為流暢，創造出氣象高華、神韻靈動的時代風格，使駢文躍上了一個新臺階。與初唐同時代的其他文人相比，王勃極善于在賦中抒發情感，表白心志，表現人品。具體表現為：他在賦中表露出急于人世的心理。當理想受挫、仕途失意時，他則在賦中表現了自己崇高的品質、美好的人格，抒發了心中的憂郁憤懣、磊落不平之氣。盡管如此，但他從未放棄對功名的渴望、對未來的憧憬，如《春思賦》和《采蓮賦》。王勃賦可認為是其心理路程的真實反映，是對理想和功業執著追求的見證。王勃的游宴序寓性情于游宴、具有繪畫美、充滿豪放壯大氣勢，如《游山廟序》；贈序則視野開闊、諺足高遠、情景交融，文中充滿真情實感，如《秋日餞別序》。王勃在辭賦文章寫作手法上很少使用比喻手法，但他善于議論，哲理深刻，如《滕王閣序》中“天高地迥，覺宇宙之無窮；興盡悲來，識盈虛之有數。”善于抒情，氣盛情深，如《夏日諸公見尋訪詩序》中“天地不仁，造化無力。授仆以幽憂孤憤之性，稟仆以耿介不平之氣。”善于描寫，形象逼真，如《感興奉送王少府序》中“仆一代丈夫，四海男子，衫襟緩帶，擬貯鳴琴，衣袖閥裁，用安書卷。”善于運用遞進和逆接句式，如《越州永興李明府宅送蕭三還齊州序》中“況乎泣窮途于白首¨引，白首非臨別之秋；嗟歧路于他鄉，他鄉豈送歸之地！”

文學主張
　　王勃的文學主張表現為“立言見志”的創作思想、 “文章經國之大業”的教化功能，但王勃的作品則呈現出“高情壯思”與“雄筆奇才”相結合的雄壯美、“氣凌云漢，字挾風霜”的風格取向及其“感序緣情，登離寄賞”的表現方式。造成這種沖突的原因是王勃的文學思想雖然直接繼承其祖父王通的觀點，但他的文學創作則遵循了文學發展的客觀規律。

早年經歷
　　王勃幼年時就非常聰慧，六歲時便能作詩，且詩文構思巧妙，詞情英邁，被父親的好友杜易簡稱贊為“王氏三株樹”之一，表明了王勃早年就顯示出杰出的文學才能。九歲時，王勃讀顏師古注的《漢書》后，撰寫了《指瑕》十卷，指出顏師古的著作錯誤之處，表現了王勃早年就博學多才。十歲時，王勃便飽覽六經。十二歲至十四歲時，王勃跟隨曹元在長安學醫，先后學習了《周易》、《黃帝內經》、《難經》等，對“三才六甲之事，明堂玉匱之數”有所知曉。

未冠而仕
　　龍朔三年（663年） 王勃回到家鄉，寫《上絳州上官司馬書》等文章，尋找機會，積極入仕。麟德元年秋（664年）， 王勃上書劉祥道，直陳政見，并表明自己積極用世的決心，深得劉祥道贊賞“此神童也！”麟德二年，王勃通過皇甫常伯向唐高宗獻《乾元殿頌》，借獻“頌”以圖仕進之意甚明。乾封元年（666年），王勃通過李常伯上《宸游東岳頌》一篇，接著應幽素科試及第，授朝散郎，成為朝廷最年少的命官。之后，才思泉涌，筆端生花，撰《乾元殿頌》，文章綺麗，驚動圣聽。唐高宗見此頌詞，歌功頌德，詞美義壯，乃是未及弱冠的神童所為，驚嘆不已：“奇才，奇才，我大唐奇才！”王勃的文名也為之大振，與楊炯、盧照鄰、駱賓王合稱“初唐四杰”，并推為首位。

禍起《斗雞賦》
　　王勃當上朝散郎后，經主考官的介紹，擔任沛王府修撰，并贏得了沛王李賢的歡心。一次，沛王李賢與英王李哲斗雞，王勃寫了一篇《檄英王雞文》，討伐英王的斗雞，以此為沛王助興。不料此文傳到唐高宗手中，圣顏不悅，讀畢則怒而嘆道：“歪才，歪才！二王斗雞，王勃身為博士，不進行勸誡，反倒作檄文（古代用于征召，曉諭的政府公告或聲討、揭發罪行等的文書，現在也指戰斗性強的批判，聲討文章。），有意虛構，夸大事態，此人應立即逐出王府。”唐高宗認為此篇意在挑撥離間，欽命將他逐出長安。于是，王勃被逐。他憑著自己的才情和苦心經營剛剛打通的仕途，就這樣毀于一旦。

二次被貶
　　王勃所遇到的第二次打擊，是在虢州參軍任上殺死自己所匿藏的官奴而犯罪。咸亨二年（671年）秋冬，王勃從蜀地返回長安參加科選。他的朋友凌季友當時為虢州司法，說虢州藥物豐富，而他知醫識藥草，便為他在虢州謀得一個參軍之職。就在他任虢州參軍期間，有個叫曹達的官奴犯罪，他將罪犯藏匿起來，后來又怕走漏風聲，便殺死曹達以了其事，結果因此而犯了死罪。幸虧遇大赦，沒有被處死。此事甚為蹊蹺，王勃為什么要保護罪犯曹達，既藏匿保護又怎能將其殺死。據新舊《唐書》所載，王勃此次被禍，是因情才傲物，為同僚所嫉。官奴曹達事，有人懷疑為同僚設計構陷王勃，或者純屬誣陷，不無道理。這次被禍，雖遇赦未丟掉性命，但宣告了他仕途的終結。

魂歸南海
　　王勃因殺死官奴曹達，連累了他的父親王福疇，王福疇從雍州司功參軍被貶為交趾縣令，遠謫到南荒之外。這件事對王勃的打擊，遠遠超過對自己的懲罰。王勃為人雖有放浪不羈的一面，但他立身處世的基本原則，卻以儒家的禮法為標尺。王勃在《上百里昌言疏》中表達了對父親的內疚心情：“如勃尚何言哉！辱親可謂深矣。誠宜灰身粉骨，以謝君父……今大人上延國譴，遠宰邊邑。出三江而浮五湖，越東甌而渡南海。嗟乎！此勃之罪也，無所逃于天地之間矣。”從中可體會到身為孝子的王勃內心強烈的羞愧和自責。王勃出獄后在家里停留了一年多，這時朝廷宣布恢復他的舊職，他已視宦海為畏途，沒有接受。他在上元二年（675年）的秋天從洛陽出發沿運河南下，于八月中旬到達淮陰，又從淮陰到楚州，離開楚州，繼續沿運河南下，入長江后折向西行，到了江寧。大約在上元三年（676年）春夏，王勃已至交趾王福疇處，見到了他生活窘困的父親。不久后，王勃便踏上歸途。當時正值夏季，南海風急浪高，王勃不幸溺水，驚悸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