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學
　　嘉慶十二年，少年魏源離開了苦讀多年的家塾，懷著對未來的美好憧憬，來到了邵陽縣城愛蓮書院求學。

　　相傳著名文學家周敦頤即在此種蓮，他的傳世名篇《愛蓮說》就在此完成。其中名句“蓮，花之君子者也”，即為愛蓮書院起名之濫觴。愛蓮書院的讀書生活給魏源留下綺麗的回憶，他在《答友人書院讀書之邀》一詩中吟道：“池蓮應入夢，門柳正扶春。”

　　“歲時，參加縣考，”前三名魏源、何上咸、石昌化，聯(lián)名如貫珠。而何最少，世稱“三神童”。縣試之后，補縣學弟子員。參加府試，考取案首。此時的湖南學政是李宗瀚，乾隆五十八年進士。他是藏書家、金石家和書法家。這位博學多才的學政看中了年輕有為的魏源，對魏源愛護有加。三年縣學使魏源知識面拓寬，為后來的發(fā)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開館授徒
　　嘉慶十五年（1810年），魏源回到故鄉(xiāng)，開館授徒。因為他課教得好，“名聞益廣，學徒踵至”。“腹內孕乾坤”的魏源并不滿足鄉(xiāng)間塾師的平靜生活，他于嘉慶十八年（拔貢是科舉制度中貢入國子監(jiān)生員的一種。清代規(guī)定，到一定年限，由各省學政在生員中考試選拔優(yōu)秀生員，保送入京，作為拔貢。每府學各名，縣州學年）來到省城長沙，進著名學府岳麓書院學習，準備參加選拔貢生的考名。經過朝考合格，可以充當京官，知縣或教職。

　　魏源在岳麓書院的時間不長，但在學習期間，結識了一批良師益友，如湯金釗，袁名曜，李克鈿，何慶元等。這些名士對他一生的事業(yè)和成就都起過重大的作用。

　　其中對他影響最大的是湯金釗。湯金釗在主持湖南拔貢期間，辦事認真，正直無私，錄士極嚴。他在視察岳麓書院時，對岳麓書院辦學方針及教學方法進行充分調查，對其嚴格辦學十分滿意。

名師好友
　　在學生中，他尤其喜愛才具獨特的魏源。魏源同湯金釗前輩有過較頻繁的交往，從湯身上學到不少知識。湯金釗與湖南巡撫廣厚主持湖南拔貢。這次共選拔人，魏源亦名列其間。

　　魏源到北京后，本應及時多天不露面。湯金釗去拜見選取他的老師。但是，不善鉆營且只知苦讀的魏源，卻一頭扎進古書堆中，感到奇怪，以為他病了，便親自去拜訪。湯金釗禮賢下士，愛才若渴，躍然紙上。從中也可見，此對忘年交情誼之篤。

　　袁名曜，湖南寧鄉(xiāng)人。他是魏源就讀岳麓書院時的山長。他治學嚴謹，辦學認真，為文高遠，談鋒甚健。據(jù)《寧鄉(xiāng)縣志》載：“其為文意格高渾，不落恒蹊，穿穴經史，自達其所見。”“足跡遍天下，尤留心輿圖厄塞，河渠險隘，古今沿革。”這位山長對青年魏源有較大影響。

　　李克鈿，字冠湖，湖南桂東人；何慶元，字積之，湖南桂陽人。是魏源在岳麓書院時的同窗好友，都是得益于湖湘學派而出類拔萃的人物。他們和魏源是同科拔貢，成為學術思想上的知交。

岳麓書院讀書
　　岳麓書院的讀書生活對魏源一生影響至大。在以后長期的幕僚生活和著述工作中，魏源同也是岳麓書院畢業(yè)的著名人物賀長齡、陶澍有了超乎常人之間的交往和情誼。在岳麓書院讀書之余，漫步愛晚亭，留連岳麓山，曾賦詩抒情：“日盡月野白，余暉在山頂。流水如有情，徊上襟領。野服欺松風，幽尋自人境。是時月未上，萬象互光景。危云天際峰，斜霓天南影。天高人獨立，溪急野逾靜。冰鱗空水明，歸翼涼煙引。詠歸謝童冠，意行無遠近。”

　　魏源自注作《晚步尋愛晚亭至岳麓寺》（《魏源集》），這首詩是魏源在岳麓書院讀書時，游愛晚亭，覽岳麓寺，有感而發(fā)。他一心攻讀，積極儲備，但讀書時的心境是恬淡平靜的。岳麓書院的短促的歲月給魏源的一生打上了深刻的印痕，使他終生難以忘懷。可以說，這就是魏源的岳麓書院情結。

　　清乾隆五十九年三月二十四日（1794年4月23日），魏源生于湖南邵陽縣金潭（今邵陽市隆回縣司門前）。7歲從塾師劉之綱、魏輔邦讀經學史，常苦讀至深夜。母憐其過勤，每夜定時熄燈令臥，他伺二老熟寐，以被遮燈默讀。9歲赴縣城應童子試，考官指著畫有“太極圖”的茶杯提出“杯中含太極”囑對。魏源摸著懷中二麥餅對曰：“腹內孕乾坤。”考官大為驚異。嘉慶十五年（1810）庚午科取秀才。嘉慶十六年（1811）辛未歲試補廩膳生。嘉慶十八年癸酉科選拔貢。嘉慶二十五年（1820）全家遷居江蘇揚州新城。道光二年（1822）壬午科中式舉人第二名。道光五年（1825）受江蘇布政使賀長齡之聘，輯《皇朝經世文編》120卷；又助江蘇巡撫陶澍辦漕運、水利諸事。撰《籌漕篇》、《籌齒差篇》和《湖廣水利論》等。

　　道光九年（1829）應禮部會試，與龔自珍雙雙落第，房考劉逢祿作《兩生行》哀之，從此龔魏齊名。魏捐內閣中書舍人候補，內閣藏書豐富，乃博覽史館秘閣官書及士大夫私家著述。時社會動亂加劇，他目睹江華瑤民起義，深感清政權的腐敗；道光二十年爆發(fā)了鴉片戰(zhàn)爭，外國侵略危機使他更加憤激，進一步激發(fā)了愛國熱情。

　　道光十二年（1832），魏源來到南京即相中地處城西清涼山下烏龍?zhí)哆叄贩Q"詩巷"的龍蟠里東側購地建3進草堂，初始魏源為愛屋起名"湖子草堂"后改名"小卷阿"。并在潭邊淺水處建有"宛在亭"。魏源后半生，長年居住此處，其名著《海國圖志》即在此處撰寫完成。其間，他與時任江蘇巡撫的林則徐往來甚密。

　　道光二十一年（1841），魏源入兩江總督裕謙幕府，直接參與抗英戰(zhàn)爭，并在前線親自審訊俘虜。后見清政府和戰(zhàn)不定，投降派昏庸誤國，憤而辭歸，立志著述。道光二十二年（1842）完成了《圣武記》，敘述了清初到道光年間的軍事歷史及軍事制度。在文中提出“今夫財用不足國非貧，人材不競之謂貧；令不行于海外國非贏，令不行于境內之謂贏。故先王不患財用，而惟亟人材；不憂不逞志于四夷，而憂不逞志于四境。官不材，則國禎富；境無廢令，則國柄強”的人才論觀點。

　　道光二十四年（1844）甲辰，魏源再次參加禮部會試，中進士，以知州用，分發(fā)江蘇，任東臺、興化知縣。期間改革鹽政、筑堤治水。他依據(jù)林則徐所輯的西方史地資料《四州志》，參以歷代史志、明以來《島志》及當時夷圖夷語編成《海國圖志》50卷，后經修訂、增補、到咸豐二年（1852）成為百卷本。它囊括了世界地理、歷史、政制、經濟、宗教、歷法、文化、物產。對強國御侮、匡正時弊，振興國脈之路作了探索。提出“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和“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觀點，主張學習西方制造戰(zhàn)艦、火械等先進技術和選兵、練兵、養(yǎng)兵之法，改革中國軍隊。為了捍衛(wèi)中國的獨立自主，他號召“以甲兵止甲兵”，相信中國人能戰(zhàn)勝外國侵略者。他告誡人們在“英吉利蠶食東南”之時，勿忘“鄂（俄）羅斯并吞西北之野心”。他提倡創(chuàng)辦民用工業(yè)，允許私人設立廠局，自行制造與銷售輪船、火器等，使國家富強。他主張革新，要求“去偽、去飾、去畏難、去養(yǎng)癰、去營窟”；“以實事程實功，以實功程實事。”并在《默觚》中發(fā)揮了“變古愈盡，便民愈甚”和“及之而后知，屨之而后艱”的主張，實為近代中國改良思想的前驅。對清王朝長期昧于世界大事，夜郎自大，固步自封，封關鎖國的閉關政策和媚外求和的路線予以犀利的批判。正如梁啟超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指出：“《海國圖志》對日本‘明治維新’起了巨大影響，認為它是“不龜手之藥”。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指出：“《海國圖志》之論，實支配百年來之人心，直至今日猶未脫離凈盡，則其在中國歷史上關系不得謂細也。”

　　咸豐元年（1851），魏源授高郵知州，公余整理著述，咸豐三年（1853）完成了《元史新編》。后以“遲誤驛報”，“玩視軍機”革職。旋復職，他以年逾六旬，遭遇坎坷，以世亂多故而辭去。晚年，潛心學佛，法名承貫，輯有《凈土四經》。咸豐七年三月初一日（1857年3月26日）卒于杭州東園僧舍。終年63歲，葬杭州南屏山方家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