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文

　　博愛叫做“仁”，恰當地去實現“仁”就是“義”，沿著“仁義”之路前進便為“道”，使自己具備完美的修養，而不去依靠外界的力量就是“德”。仁和義是意義確定的名詞，道和德是意義不確定的名詞，所以道有君子之道和小人之道，而德有吉德和兇德。老子輕視仁義，并不是詆毀仁義，而是由于他的觀念狹小。好比坐在里井看天的人，說天很小，其實天并不小。老子把小恩小惠認為仁，把謹小慎微認為義，他輕視仁義就是很自然的了。老子所說的道，是把他觀念里的道當作道，不是我所說的道。他所說的德，是把他觀念里的德當作德，不是我所說的德。凡是我所說的道德，都是結合仁和義說的，是天下的公論。老子所說的道德，是拋開了仁和義說的，只是他一個人的說法。

　　自從周道衰落，孔子去世以后，秦始皇焚燒詩書，黃老學說盛行于漢代，佛教盛行于晉、魏、梁、隋之間。那時談論道德仁義的人，不歸入楊朱學派，就歸入墨翟學派；不歸入道學，就歸入佛學。歸入了那一家，必然輕視另外一家。尊崇所歸入的學派，就貶低所反對的學派；依附歸入的學派，就污蔑反對的學派。唉！后世的人想知道仁義道德的學說，到底聽從誰的呢？道家說：“孔子是我們老師的學生。”佛家也說：“孔子是我們老師的學生。”研究孔學的人，聽慣了他們的話，樂于接受他們的荒誕言論而輕視自己，也說“我們的老師曾向他們學習”這一類話。不僅在口頭說，而且又把它寫在書上。唉！后世的人即使要想知道關于仁義道德的學說，又該向誰去請教呢？

　　人們喜歡聽怪誕的言論真是太過份了！他們不探求事情的起源，不考察事情的結果，只喜歡聽怪誕的言論。古代的人民只有四類，今天的人民有了六類。古代負有教育人民的任務的，只占四類中的一類，今天卻有三類。務農的一家，要供應六家的糧食；務工的一家，要供應六家的器用；經商的一家，依靠他服務的有六家。又怎么能使人民不因窮困而去偷盜呢？

　　古時候，人民的災害很多。有圣人出來，才教給人民以相生相養的生活方法，做他們的君王或老師。驅走那些蛇蟲禽獸，把人們安頓在中原。天冷就教他們做衣裳，餓了就教他們種莊稼。棲息在樹木上容易掉下來，住在洞穴里容易生病，于是就教導他們建造房屋。又教導他們做工匠，供應人民的生活用具；教導他們經營商業，調劑貨物有無；發明醫藥，以拯救那些短命而死的人；制定葬埋祭祀的制度，以增進人與人之間的恩愛感情；制定禮節，以分別尊卑秩序；制作音樂，以宣泄人們心中的郁悶；制定政令，以督促那些怠惰懶散的人；制定刑罰，以鏟除那些強暴之徒。因為有人弄虛作假，于是又制作符節、印璽、斗斛、秤尺，作為憑信。因為有爭奪搶劫的事，于是設置了城池、盔甲、兵器來守衛家國。總之，災害來了就設法防備；禍患將要發生，就及早預防。如今道家卻說：“如果圣人不死，大盜就不會停止。只要砸爛斗斛、折斷秤尺，人民就不會爭奪了。”唉！這都是沒有經過思考的話罷了。如果古代沒有圣人，人類早就滅亡了。為什么呢？因為人們沒有羽毛鱗甲以適應嚴寒酷暑，也沒有強硬的爪牙來奪取食物。

　　因此說，君王，是發布命令的；臣子，是執行君王的命令并且實施到百姓身上的；百姓，是生產糧食、絲麻，制作器物，交流商品，來供奉在上統治的人的。君王不發布命令，就喪失了作為君王的權力；臣子不執行君王的命令并且實施到百姓身上，就失去了作為臣子的職責；百姓不生產糧食、絲麻、制作器物、交流商品來供應在上統治的人，就應該受到懲罰。如今佛家卻說，一定要拋棄你們的君臣關系，消除你們的父子關系，禁止你們相生相養的辦法，以便追求那些所謂清凈寂滅的境界。唉呀！他們也幸而出生在三代之后，沒有被夏禹、商湯、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所貶斥。他們又不幸而沒有出生在三代以前，沒有受到夏禹、商湯、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的教導。

　　五帝與三王，他們的名號雖然不同，但他們之所以成為圣人的原因是相同的。夏天穿葛衣，冬天穿皮衣，渴了要喝水，餓了要吃飯，這些事情雖然各不相同，但它們同樣是人類的智慧。如今道家卻說：“為什么不實行遠古的無為而治呢？”這就好象怪人們在冬天穿皮衣：“為什么你不穿簡便的葛衣呢”或者怪人們餓了要吃飯：“為什么不光喝水，豈不簡單得多！”《禮記》說：“在古代，想要發揚他的光輝道德于天下的人，一定要先治理好他的國家；要治理好他的國家，一定要先整頓好他的家庭；要整頓好他的家庭，必須先進行自身的修養；要進行自我修養，必須先端正自己的思想；要端正自己的思想，必須先使自己具有誠意。”可見古人所謂正心和誠意，都是為了要有所作為。如今那些修心養性的人，卻想拋開天下國家，滅絕天性，做兒子的不把他的父親當作父親，做臣子的不把他的君上當作君上，做百姓的不做他們該做的事。孔子作《春秋》，對于采用夷狄禮俗的諸侯，就把他們列入夷狄；對于采用中原禮俗的諸侯，就承認他們是中國人。《論語》說：“夷狄雖然有君主，還不如中國的沒有君主。”《詩經》說：“夷狄應當攻擊，荊舒應當懲罰。”如今，卻尊崇夷禮之法，把它抬高到先王的政教之上，那么我們不是全都要淪為夷狄了？

　　我所謂先王的政教，是什么呢？就是博愛即稱之為仁，合乎仁的行為即稱為義。從仁義再向前進就是道。自身具有而不依賴外界的叫做德。講仁義道德的書有《詩經》、《尚書》、《易經》和《春秋》。體現仁義道德的法式就是禮儀、音樂、刑法、政令。它們教育的人民是士、農、工、商，它們的倫理次序是君臣、父子、師友、賓主、兄弟、夫婦，它們的衣服是麻布絲綢，它們的居處是房屋，它們的食物是糧食、瓜果、蔬菜、魚肉。它們作為理論是很容易明白的，它們作為教育是很容易推行的。所以，用它們來教育自己，就能和順吉祥；用它們來對待別人，就能做到博愛公正；用它們來修養內心，就能平和而寧靜；用它們來治理天下國家，就沒有不適當的地方。因此，人活著就能感受到人與人之間的情誼，死了就是結束了自然的常態。祭天則天神降臨，祭祖則祖先的靈魂來享用。有人問：“你這個道，是什么道呀？”我說：“這是我所說的道，不是剛才所說的道家和佛家的道。這個道是從堯傳給舜，舜傳給禹，禹傳給湯，湯傳給文王、武王、周公，文王、武王、周公傳給孔子，孔子傳給孟軻，孟軻死后，沒有繼承的人。只有荀卿和揚雄，從中選取過一些但選得不精，論述過一些但并不全面。從周公以上，繼承的都是在上做君王的，所以儒道能夠實行；從周公以下，繼承的都是在下做臣子的，所以他們的學說能夠流傳。那么，怎么辦才能使儒道獲得實行呢？我以為：不堵塞佛老之道，儒道就不得流傳；不禁止佛老之道，儒道就不能推行。必須把和尚、道士還俗為民，燒掉佛經道書，把佛寺、道觀變成平民的住宅。發揚先王之道作為治理天下的標準，使鰥寡孤獨、殘疾以及長年患病的人得到照料，這樣做大約也就可以了！

注釋

(1)宜：合宜。《禮記·中庸》：“義者，宜也。”

(2)之：往。

(3)煦煦（xǔ許）：和藹的樣子。這里指小恩小惠。

(4)孑孑（jié潔）：瑣屑細小的樣子。

(5)黃老：漢初道家學派，把傳說中的黃帝與老子共同尊為道家始祖。

(6)楊：楊朱，戰國時哲學家，主張“輕物重生”、“為我”。墨：墨翟，戰國初年的思想家，主張“兼愛”、“薄葬”。《孟子·滕文公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

(7)污 （wū污）：污蔑，詆毀。

(8)誕：荒誕。自小：自己輕視自己。

(9)云爾：語助詞，相當于“等等”。關于孔子曾向老子請教，《史記·老莊申韓列傳》及《孔子家語·觀周》都有記載。

(10)四：指士、農、工、商四類。

(11)六：指士、農、工、商，加上和尚、道士。

(12)資：依靠。焉：代詞，指做生意。

(13)宮室：泛指房屋。

(14)宣：宣泄。湮（yān煙）郁：郁悶。

(15)強梗：強暴之徒。

(16)符：古代一種憑證，以竹、木、玉、銅等制成，刻有文字，雙方各執一半，合以驗真偽。璽（xī西）：玉制的印章。斗斛：量器。權衡：秤錘及秤桿。

(17)以上幾句語出《莊子·胠篋》。《老子》也說：“絕圣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18)其：指佛家。

(19)而：爾，你。下同。

(20)“清凈寂滅”：佛家以離開一切惡行煩擾為清凈。《俱舍論》卷十六：“諸身語意三種妙行，名身語意三種清凈，暫永遠離一切惡行煩惱垢，故名為清凈。”寂滅：梵語“湼盤”的意譯。指本體寂靜，離一切諸相（現實世界）。《無量壽經》：“超出世間，深樂寂滅。”

(21)三代：指夏、商、周三朝。黜（chù處）貶斥。

(22)其：指道家。

(23)傳（zhuàn撰）：解釋儒家經典的書稱“傳”。這里的引文出自《禮記·大學》。

(24)天常：天性。

(25)夷：中國古代漢族對其他民族的通稱。

(26)進：同化。

(27)經：指儒家經典。二句出自《論語·八佾》。

(28)引文見《詩經·魯頌·閟宮》。戎狄：古代西北方的少數民族。膺：攻伐。荊舒：古代指東南方的少數民族。

(29)幾何：差不多。胥：淪落。

(30)郊：郊祀，祭天。假：通“格”，到。

(31)廟：祭祖。

(32)文：周文王姬昌。武：周武王姬發。周公：姬旦。孟軻：戰國時鄒(今山東鄒縣）人。孔子再傳弟子，被后來的儒家稱為“亞圣”。

(33)荀：荀子，名況，又稱荀卿、孫卿。戰國末年思想家、教育家。揚：揚雄（約前53——公元18），字子云，西漢末年文學家、思想家。

(34)廬：這里作動詞。其居：指佛寺、道觀。

(35)鰥（guān關）：老而無妻。獨：老而無子。

(36)庶乎：差不多、大概。

　　唐韓愈著。隋唐時佛教盛行，儒學在思想學術界影響日漸衰微。韓愈在政治上排斥佛教的同時，又作此文,以維護儒學的基本觀念，掃除佛教的思想影響。

　　在《原道》中，韓愈開宗明義地提出了他對儒道的理解：“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為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于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以此為據，他批評了道家舍仁義而空談道德的“道德”觀。他回顧了先秦以來楊墨、佛老等異端思想侵害儒道，使仁義道德之說趨于混亂的歷史，對儒道衰壞、佛老橫行的現實深表憂慮。文章以上古以來社會歷史的發展為證，表彰了圣人及其開創的儒道在歷史發展中的巨大功績，論證了儒家社會倫理學說的歷史合理性，并以儒家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理想為對比，批評了佛老二家置天下國家于不顧的心性修養論的自私和悖理，揭示了它們對社會生產生活和綱常倫理的破壞作用，提出了“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的具體措施。

　　《原道》最引人注目之處，在于提出了一個“道統”的授受體系。韓愈在重申了儒家的社會倫理學說后，總結說:“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宋儒所樂道的“道統”的形態即由此而來。關于韓愈的“道統”說，《原道》最直接的打擊對象是佛老,韓愈所要誅的“民”，也是士農工賈四民之外的佛老二民，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實。《原道》的指責顯然是不合適的。韓愈從國計民生的角度指責佛老破壞了社會的生產和生活，這種基于現實功利的批判無疑是有力的。唐代的僧道不納賦稅，不服徭役，所以逃丁避罪者，并集于寺觀，“至武宗會昌滅佛時，官度僧尼已達二十六萬多人”。

　　《原道》強調“君君臣臣”的等級秩序，還隱隱地將矛頭指向了另一個強大的對手，藩鎮。對于這一點，陳寅恪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已經揭示。他認為，韓愈在文章中屢申“夷夏之大防”,其中實包含著對安史之亂后藩鎮割據局面的深憂，因為安史是“西胡雜種，藩鎮又是胡族或胡化的漢人”。此說雖有理，似略顯迂。相比之下，倒是蔣凡先生之說更為顯明。《原道》中說:“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誅。”藩鎮割據之地，朝廷政令不行，租賦不入，這樣的亂臣賊子，正在可誅之列。只是由于當時藩鎮勢力正熾，才不得已以曲筆加以誅伐《原道》之作，實有著強烈的干預現實的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