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文

　　我聽說官吏在商議驅逐客卿這件事，私下里認為是錯誤的。

　　從前秦穆公尋求賢士，西邊從西戎取得由余，東邊從宛地得到百里奚，又從宋國迎來蹇叔，還從晉國招來丕豹、公孫支。這五位賢人，不生在秦國，而秦穆公重用他們，吞并國家二十多個，于是稱霸西戎。秦孝公采用商鞅的新法，移風易俗，人民因此殷實，國家因此富強，百姓樂意為國效力，諸侯親附歸服，戰勝楚國、魏國的軍隊，攻取土地上千里，至今政治安定，國力強盛。秦惠王采納張儀的計策，攻下三川地區，西進兼并巴、蜀兩國，北上收得上郡，南下攻取漢中，席卷九夷各部，控制鄢、郢之地，東面占據成皋天險，割取肥田沃土，于是拆散六國的合縱同盟，使他們朝西侍奉秦國，功烈延續到今天。昭王得到范雎，廢黜穰侯，驅逐華陽君，加強·鞏固了王室的權力，堵塞了權貴壟斷政治的局面，蠶食諸侯領土，使秦國成就帝王大業。這四位君主，都依靠了客卿的功勞。由此看來，客卿哪有什么對不住秦國的地方呢！倘若四位君主拒絕遠客而不予接納，疏遠賢士而不加任用，這就會使國家沒有豐厚的實力，而讓秦國沒有強大的名聲了。

　　陛下羅致昆山的美玉，宮中有隨侯之珠，和氏之璧，衣飾上綴著光如明月的寶珠，身上佩帶著太阿寶劍，乘坐的是名貴的纖離馬，樹立的是以翠鳳羽毛為飾的旗子，陳設的是蒙著靈鼉之皮的好鼓。這些寶貴之物，沒有一種是秦國產的，而陛下卻很喜歡它們，這是為什么呢？如果一定要是秦國出產的才許可采用，那么這種夜光寶玉，決不會成為秦廷的裝飾；犀角、象牙雕成的器物，也不會成為陛下的玩好之物；鄭、衛二地能歌善舞的女子，也不會填滿陛下的后宮；北方的名驥良馬，決不會充實到陛下的馬房；江南的金錫不會為陛下所用，西蜀的丹青也不會作為彩飾。用以裝飾后宮、廣充侍妾、爽心快意、悅入耳目的所有這些都要是秦國生長、生產的然后才可用的話，那么點綴有珠寶的簪子，耳上的玉墜，絲織的衣服，錦繡的裝飾，就都不會進獻到陛下面前；那些閑雅變化而能隨俗推移的妖冶美好的佳麗，也不會立于陛下的身旁。那敲擊瓦器，拍髀彈箏，烏烏呀呀地歌唱，能快人耳目的，確真是秦國的地道音樂了；那鄭、衛桑間的歌聲，《韶虞》《武象》等樂曲，可算是外國的音樂了。如今陛下卻拋棄了秦國地道的敲擊瓦器的音樂，而取用鄭、衛淫靡悅耳之音，不要秦箏而要《韶虞》，這是為什么呢？難道不是因為外國音樂可以快意，可以滿足耳目官能的需要么？可陛下對用人卻不是這樣，不問是否可用，不管是非曲直，凡不是秦國的就要離開，凡是客卿都要驅逐。這樣做就說明，陛下所看重的，只在珠玉聲色方面；而所輕視的，卻是人民士眾。這不是能用來駕馭天下，制服諸侯的方法啊！

　　我聽說田地廣就糧食多，國家大就人口眾，武器精良將士就驍勇。因此，泰山不拒絕泥土，所以能成就它的高大；江河湖海不舍棄細流，所以能成就它的深邃；有志建立王業的人不嫌棄民眾，所以能彰明他的德行。因此，土地不分東西南北，百姓不論異國它邦，那樣便會一年四季富裕美好，天地鬼神降賜福運，這就是五帝、三王無可匹敵的緣故。拋棄百姓使之去幫助敵國，拒絕賓客使之去事奉諸侯，使天下的賢士退卻而不敢西進，裹足止步不入秦國，這就叫做“借武器給敵寇，送糧食給盜賊”啊。

　　物品中不出產在秦國，而寶貴的卻很多；賢士中不出生于秦，愿意效忠的很多。如今驅逐賓客來資助敵國，減損百姓來充實對手，內部自己造成空虛而外部在諸侯中構筑怨恨，那要謀求國家沒有危難，是不可能的啊。

注釋

（1）“由余”，亦作“繇余”，戎王的臣子，是晉人的后裔。穆公屢次使人設法招致他歸秦，以客禮待之。入秦后，受到秦穆公重用，幫助秦國攻滅西戎眾多小國，稱霸西戎。“戎”，古代中原人多稱西方少數部族為戎。此指秦國西北部的西戎，活動范圍約在今陜西西南、甘肅東部、寧夏南部一帶。

（2）“百里奚”，原為虞國大夫。晉滅虞被俘，后作為秦穆公夫人的陪嫁臣妾之一送往秦國。逃亡到宛，被楚人所執。秦穆公用五張黑公羊皮贖出，用上大夫，故稱“五羖大夫”。是輔佐秦穆公稱霸的重臣。“宛”（yuān），楚國邑名，在今河南南陽市。

（3）“蹇（jiǎn）叔”，百里奚的好友，經百里奚推薦，秦穆公把他從宋國請來，委任為上大夫。百里奚對穆公說：“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宋”，國名，或稱“商”、“殷”，子姓，始封君為商紂王庶兄微子啟，西周初周公平定武庚叛亂后將商舊都周圍地區封給微子啟，都于商丘（今河南商丘縣南），約有今河南東南部及所鄰山東、江蘇、安徽接界之地。公元前三世紀中葉，大臣剔成肸（即司城子罕）逐殺宋桓侯，戴氏代宋。公元前286年被齊國所滅。

（4）“邳豹”，晉國大夫邳鄭之子，邳鄭被晉惠公殺死后，邳豹投奔秦國，秦穆公任為大夫。“公孫支”，“支”或作“枝”，字子桑，秦人，曾游晉，后返秦任大夫。“晉”，國名，姬姓，始封君為周成王之弟叔虞，建都于唐（今陜西翼城縣西），約有今山西西南部之地。春秋時，晉獻公遷都于絳，亦稱“翼”（今山西翼城縣東南），陸續攻滅周圍小國；晉文公成為繼齊桓公之后的霸主；晉景公遷都新田（今山西侯馬市西），亦稱“新絳”，兼并赤狄，疆域擴展到今山西大部、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和陜西一角。春秋后期，公室衰微，六卿強大。戰國初，被執政的韓、趙、魏三家所瓜分。公元前369年，最后一位國君晉桓公被廢為庶人，國滅祀絕。

（5）“產”，生，出生。“并”，吞并。

（6）“并國二十，遂霸西戎”，《秦本紀》云秦繆公”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這里的“二十”當是約數。

（7）“孝公”，即秦孝公。“商鞅”，衛國公族，氏公孫，亦稱公孫鞅，初為魏相公叔座家臣，公叔座死后入秦，受到秦孝公重用，任左庶長、大良造，因功封于商（今山西商縣東南）十五邑，號稱商君。于公元前356年和前350年兩次實行變法，奠定秦國富強的基礎。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被車裂身死。

（8）“殷”，多，眾多。“殷盛”，指百姓眾多而且富裕。

（9）“魏”，國名，始封君魏文侯，系晉國大夫畢萬后裔，于公元前403年與韓景侯、趙烈侯聯合瓜分晉國，被周威烈王封為諸侯，建都安邑（今山西夏縣西北）。魏文侯任用李悝改革內政，成為強國。梁惠王時遷都大梁（今河南開封市），因亦稱”梁”。后國勢衰敗，公元前225年被秦國所滅。“獲楚、魏之師”，指戰勝楚國、魏國的軍隊。公元前340年，商鞅設計誘殺魏軍主將公子昂，大敗魏軍。同年又與楚戰，戰況不詳，據此，當也是秦軍獲勝。

（10）“惠王”，即秦惠王，名駟，秦孝公之子，公元前337年至前311年在位。于公元前325年稱王。“張儀”，魏人，秦惠王時數次任秦相，鼓吹“連橫”，游說各國諸侯事奉秦國，輔佐秦惠文君稱王，封武信君。秦武王即位，入魏為相。于公元前310年去世。此句以下諸事，并非都是張儀之計，因為張儀曾經作為宰相，就把功勞歸功到他身上了。

（11）“三川之地”，指黃河、雒水、伊水三川之地，在今河南西北部黃河以南的洛水、伊水流域。韓宣王在此設三川郡。公元前308年秦武王派兵攻取三川大縣宜陽（今河南宜陽縣西）。公元前249年秦滅東周，取得韓三川全郡，重設三川郡。

（12）“巴”，國名，周武王滅商后被封為子國，稱巴子國，在今四川東部、湖北西部一帶。戰國中期建都于巴（今四川重慶節）。公元前316年秦惠王派張儀、司馬錯等領兵攻滅巴國，在其地設置巴郡。“蜀”，國名，周武王時曾參加滅商的盟會，有今四川中部偏西地區。戰國中期建都于成都（今四川成都市）。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派張儀、司馬錯等領兵滅蜀，在其地設置蜀郡。

（13）“上郡”，郡名，本來是楚地，在現在的陜西的榆林。魏文侯時置，轄境有今陜西洛河以東，黃梁河以北，東北到子長縣、延安市一帶。公元前328年魏割上郡十五縣給秦，前312年又將整個上郡獻秦。秦國于公元前304年于此設置上郡。

（14）“漢中”，郡名，在現在的陜西漢中。楚懷王時置，轄境有陜西東南和湖北西北的漢水流域。公元前312年，被秦將魏章領兵攻取，秦于此重置漢中郡。

（15）“包”，這里有并吞的意思。“九夷”，此指楚國境內西北部的少數部族，在今陜西、湖北、四川三省交界地區。

（16）“鄢”，音yān，楚國別都，在今湖北宜城縣東南。春秋時楚惠王曾都于此。“郢”（yǐng），楚國都城，在今湖北江陵市西北紀南城。公元前279年秦將白起攻取鄢，翌年又攻取郢。

（17）“成皋”，邑名，在今河南滎陽縣汜水鎮，地勢險要，是著名的軍事重地。春秋時屬鄭國稱虎牢，公元前375年韓國滅鄭屬韓，公元前249年被秦軍攻取。

（18）“六國”，韓、魏、燕、趙、齊、楚。“施”，音yì，蔓延，延續。

（19）“昭王”，即秦昭王，名稷，一作側或則，秦惠王之子，秦武王異母弟，公元前306年至前251年在位。“范雎jū”，一作“范且”，亦稱范叔，魏人，入秦后改名張祿，受到秦昭王信任，為秦相，對內力主廢除外戚專權，對外采取遠交近攻策略，封于應（今河南寶豐縣西南），亦稱應侯，死于公元前255年。

（20）“穰”，音ráng。“穰侯”，即魏冉，楚人后裔，秦昭王母宣太后之異父弟，秦武王去世，擁立秦昭王，任將軍，多次為相，受封于穰（今河南鄧縣），故稱穰侯，后又加封陶（今山東定陶縣西北）。因秦昭王聽用范雎之言，被免去相職，終老于陶。

（21）“華陽”，即華陽君羋戎，楚昭王母宣太后之同父弟，曾任將軍等職，與魏冉同掌國政，先受封于華陽（今河南新鄭縣北），故稱華陽君，后封于新城（今河南密縣東南），故又稱新城君。公元前266年，與魏冉同被免職遣歸封地。

（22）“蠶食”，比喻像蠶吃桑葉那樣逐漸吞食侵占。

（23）“向使”，假使，倘若。“內”，同“納”，接納。

（24）“陛下”，對帝王的尊稱，“致”，求得，收羅。“昆山”，即昆侖山。

（25）“隨、和之寶”，即所謂“隨侯珠”和“和氏璧”，傳說中春秋時隨侯所得的夜明珠和楚人卞和來得的美玉。

（26）“明月”，寶珠名。

（27）“太阿（ē）”，亦稱“泰阿”，寶劍名，相傳為春秋著名工匠歐冶子、干將所鑄。

（28）“纖離”，駿馬名。

（29）“翠鳳之旗”，用翠鳳羽毛作為裝飾的旗幟。

（30）“鼉”（tuó）亦稱揚子鱷，俗稱豬婆龍，皮可蒙鼓。

（31）“說”，通“悅”，喜悅，喜愛。

（32）“犀象之器”，指用犀牛角和象牙制成的器具。

（33）“鄭”，國名，姬姓，始封君為周宣王弟友，公元前806年分封于鄭（今陜西華縣東）。春秋時建都新鄭（今河南新鄭縣），有今河南中部之地，公元的375年被韓國所滅。“衛”，國名，姬姓，始封君為周武王弟康叔，初都朝歌（今河南淇縣），后遷都楚丘（今河南滑縣）、帝丘（今河南濮陽縣），有今河南北部、山東西部之地。公元前254年被魏國所滅。“鄭、衛之女”，此時鄭、衛已亡，當指鄭、衛故地的女子。“后宮”，嬪妃所居的宮室，也可用作嬪妃的代稱。

（34）“駃騠”，音jué tí，駿馬名。“外廄（jiù）”，宮外的馬圈。

（35）“江南”，長江以南地區。此指長江以南的楚地，素以出產金、錫著名。

（36）“丹”，丹砂，可以制成紅色顏料。“青”，青，可以制成青黑色顏料。“西蜀丹青”，蜀地素以出產丹青礦石出名。“采”，彩色，彩繪。

（37）“下陳”，殿堂下陳放禮器、站立儐從的地方。“充下陳”，此泛指將財物、美女充買府庫后宮。

（38）“宛”，宛轉，纏繞。”宛珠之簪”，綴繞珍珠的發簪。或以“宛”為地名，指用宛（今河南南陽市）地出產的珍珠所作裝飾的發簪。

（39）“傅”，附著，鑲嵌。“璣”，不圓的珠子。此泛指珠子。“珥”，音er，耳飾。

（40）“阿”，細繒，一種輕細的絲織物。或以“阿”為地名，指齊國東阿（今山東東阿縣）。

（41）“縞”，音gǎo，未經染色的絹。

（42）“隨俗雅化”，隨合時俗而雅致不凡。“佳”，美好，美麗。“冶”，妖冶，艷麗。“窈窕”，音yǎo tiǎo，美好的樣子。“趙”，國名，始封君趙烈侯，系晉國大夫趙衰后裔，于公元前403年與魏文侯、韓景侯聯合瓜分晉國，被周威烈王封為諸侯，建都晉陽（今山西太原市東南），有今山西中部、陜西東北角、河北西南部。公元前三八六年遷都邯鄲（今河北邯鄲市）。公元前二二二年被秦國所滅。古人多以燕、趙為出美女之地。

（43）“甕”，音wèng，陶制的容器，古人用米打水。“缶”，音fǒu，一種口小腹大的陶器。秦人將甕、缶作為打擊樂器。“搏”，擊打，拍打。“髀”，音bì，大腿。“搏髀”，拍打大腿，以此掌握音樂唱歌的節奏。

（44）“《鄭》”，指鄭國故地的音樂。“《衛》”，指衛國故地的音樂。“《桑間》”，桑間為衛國濮水邊上地名，在今河南濮陽縣南，有男女聚會唱歌的風俗。此指桑間的音樂，即本書《樂書》的“桑間濮上之音”。“《昭》”，通“韶”，《史記集解》引徐廣曰：“昭，一作‘韶’。”歌頌虞舜的舞樂。”《虞》”，按《史記會注考證校補》引南化本、楓山本、三條本等作“護”，當為歌頌商湯的舞樂。“《武》”，歌頌周武王的舞樂。“《象》”，歌頌周文王的舞樂。

（45）“太山”，即泰山。“讓”，辭讓，拒絕。

（46）“擇”，舍棄，拋棄。細流，小水。

（47）“卻”，推卻，拒絕。

（48）“五帝”，指黃帝、顓頊、帝嚳、堯、舜。“三王”，指夏、商、周三代開國君主，即夏禹、商湯、周文王和周武王。

（49）“黔首”，無爵平民不能服冠，只能以黑巾裹頭，故稱黔首。此泛指百姓。秦始皇統一六國后正式稱百姓為黔首。《史記·秦始皇本紀》載：二十六年，“更名民曰黔首”。“資”，資助，供給。

（50）“業”，從業，從事，事奉。

（51）“赍”（jī）送，送給。這句是說，把武器糧食供給寇盜。

（52）“益”，增益，增多。“讎”，通“仇”，仇敵。減少該國的人口而增加敵國的人力。

（53）“外樹怨于諸侯”，指賓客被驅逐出外必投奔其它諸侯，從而構樹新怨。

　　《諫逐客書》是李斯給秦王的一個奏章。這件事是在秦王贏政十年。秦國宗室貴族借韓國派水工修灌溉渠，陰謀消耗秦的國力，諫秦皇下令驅逐一切客卿。秦王讀了李斯這一奏章，取消了逐客令。可見本文說服力之強。

　　作者先談歷史，以穆公、孝公、惠王、昭王四位國君召士納賢為例，強調重用客卿之重要。接著再談現實，作者列舉秦王的愛好，諸如昆山之玉，隨和之寶，明月之珠，以及所佩太阿劍，所乘之纖離之馬等等，都是來自諸侯各國。

實效性

　　首先是《諫逐客書》具有明顯的實效性。實效，就是要講求實用，注重效果，這就涉及到公文的目的及功能。公文不像藝文那樣，優游浸漬，潛移默化，以美感人，公文乃是“政事之先務”，它的目的是為了完成特定的公務，它的功能是可以解決實際的問題。從本質上說公文是一種實用性程式性的文書，以此區別于一般的文章或文學作品。公文所產生的客觀效果是衡量公文實用性大小的一個重要尺度。所以公文撰制時必須事先預計效果，辦理時講究效率，客觀上注重功效。徐望之《公牘通論》指出：“事前體察周詳，令出務求實效。”這說的是下行公文。上行公文也要做到“下情不壅于上聞，謀事惟期其必達”。一篇公文，如果實用性不大，效果不顯著，就很難說是上乘之作。因此，實效性顯著，應是好公文的重要條件。以此看來《，諫逐客書》正是具有實效性顯著的特點。這篇公文最成功之處就在于，該文一上秦王，就達到預期的目的，收到滿意的效果。司馬遷在《李斯列傳》中曾這樣敘述過李斯上書的前因后果：“秦王拜斯為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為其主游間于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卒用其計謀。”當時秦王的逐客令已下，李斯也在被逐之列，而憑此上書,竟能使秦王收回成命，由逐客變為留客、用客、重客，這就不能不承認《諫逐客書》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公文的實效性在這里得到了最充分的體現。

論斷典范

　　其次，《諫逐客書》在“對事的論斷”方面堪稱典范。筆者以為“對事的論斷”應視為公文的一個重要特征。事是公文的內容，論斷是對公文內容的表達方式。“對事的論斷”體現了公文的內容與形式的統一。顯然，公文須有事，劉勰所說“言事于主”、“指事造實”，徐望之所說“謀事惟期其必達”、“尚實事不尚虛文”，都指出公文的內容就是事，因為公文就是辦實事的。但是公文在表達事時，不必對其來龍去脈進行具體的敘述，往往是高度概括，或者點到為止。公文對于事，主要是用“論斷”的方法。正如《公牘通論》所述，“陳言論事”、“公文本質，重論斷”。論斷是個合成詞，包含論和斷兩個方面。斷，判斷、決斷之謂，對事的是非、得失、功過等表示肯定或否定的態度，對事的實施提出一定的辦法。論是論事理，要受文者承辦事務，必須把事理論說明白。簡言之，斷就是要辦什么事，論就是辦這事的理由。論是斷的前提，如果不把事理論清說透，斷就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缺乏說服力。在古代公文中，由于文種不同，對事論斷的情況也有差別，如下行的君命文種，比較偏重于斷,凡戒敕、廢立、告諭、政令等，都顯示獨斷的至高權威，而上行文種的章、奏、表、議等則較側重于論（當然也應有斷），凡諫說、勸請、陳乞、彈劾、執異等，本身就需要有充分的理由，不論說何以達其目的。況且上奏文種面對的是國君這個特殊對象，更要情至理足。《諫逐客書》在這一點上，具有非常鮮明的特色。全文的斷就是開頭一句話：“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希望通過這一判斷成立，使秦王接受，并收回成命，不要逐。為此在下文展開了有力的論說。開頭這一斷語的

　　特點是，在客卿已被逐的緊急情勢下（《史記集解·新序》：“斯在逐中，道上上諫書。”），用非常警醒而委婉的言辭開宗明義，起句發意振聾發聵。本文尤具特色的更在其論的部分，對事理的論說充分深刻，令人信服。這里有必要指出兩點，其一是用重筆濃墨，鋪張排比，列舉事例。如文中鋪排了四君用客的大量事實，鋪陳了秦王所喜愛的大量生活享用，由于事例充實，鋪墊充足，加強了與下文的對比，因而得出的結論極其有力。而這些事例都有所依傍，且經過精心選擇，因而顯得可靠典型。從鋪排的技巧來說，排比句接踵聯翩，文意飽滿，文氣流暢，文勢充沛,極有感染力。其二，在論證上的特點是正反并反復對比，層層深化。如在論證的首層，四君用客（實筆）與“卻客不內”（虛筆）的對比，首層四君用客與次層秦王輕客的對比，次層重物與輕人的對比，處處在對比之中顯示逐客之謬誤。全文在邏輯關系上是步步推進，層層深化。時間上由遠到近，推移有序：先言古代，次論現實，再次言及未來。在言及逐客的危害時，程度上由輕到重，步步升級：先說如果沒有客卿，秦國就不會“富利”和“強大”；接著說“非秦者去，為客者逐”，“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直接落到統一天下這個關鍵問題，比上層更切近要害；再說棄

　　黔首、卻賓客，是所謂“藉寇兵而赍盜糧”，資助了敵人削弱了自己，對秦國的不利更嚴重些；最后指出“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仇，內自虛而外樹怨于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不僅不能統一天下，而且有亡國的危險，把逐客的危害引申到極點。這種由輕到重、步步推進的說理過程，避免一開始就突兀沖撞，造成相反結果，它符合人的心理接受規律。

針對性

　　再者《，諫逐客書》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公文的針對性一方面是指每件公文都是針對某一具體的事務而發，另方面也指公文具有比較具體的的受文對象，受文者具有確定性。周知性的公文讀者面較寬,但也有一定的范圍；下行文受文的面相對說要窄一些，在現代的公文中有的還規定了閱讀傳達范圍；上行文一般是給一個上級機關，受文對象很具體。古代的上奏文種是專門給君主的，對象最明確。公文寫作時都視受文者的不同情況進行斟酌，有的放矢。《諫逐客書》的針對性，從內容上來說，是對著逐客這事而發，全文緊緊扣住逐客以論說其錯誤。文章這樣處理很高明，因這逐客的起因是韓國人鄭國勸秦王修筑一條灌溉渠，其目的是企圖以浩大的工程耗費秦國的財力，使之不能對外用兵，如果就此事進行辯解，顯然是沒有道理的。李斯避開這個起因不談，只抓住逐客對秦不利來論說，完全從秦國的利益著眼，這就容易使秦王接受。另外，李斯當時也無辜受牽連，但他在上書中片言不涉及自己，這樣完全符合公文的本質要求，徐望之說：“公文本質之可貴，貴在一字一句皆從民生國計上著想。”針對逐客對秦不利來論說，正是從國計民生著想的體現。

　　《諫逐客書》的針對性，還表現在針對特定的受文者來采取諫說的策略。李斯上書是給秦王政這個具體的人看的，如果不熟悉這個人，不揣摩這個人的愿望、想法，不去迎合他的心理需求，那就很容易碰壁。對這個問題，劉勰有中肯的評價：“煩（順）情入機動言中務，雖批逆鱗而功成計合，此上出之喜說者也。”順著秦王的感情、心理，引到統一六國的關鍵問題，符合主要任務的需要。當時秦王的最大欲望是兼并天下,凡是違反這一欲望，就難以立足，凡是利于達到這一欲望，就容易被接受。李斯緊緊抓住秦王的這一心理，把秦國的霸業作為整篇諫書的靈魂，貫串始終。在論說的首層以秦王政的祖先重用客卿造成“霸西戎”、“治強”、“散六國之從”、“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等成就去聳動秦王；在論說的次層則把用客卿提到“跨海內，制諸侯之術”的高度；再接著以古代五帝三王“不卻眾庶”無敵天下去打動秦王。總之，每個層次都反復論述這樣一個根本的利害關系：納客就能統一天下，逐客就有亡國危險。以利勸之，以害怵之，這就緊緊抓住了秦王的心，深深擊中其要害，使秦王順理成章地接納其意見，并收回逐客令，達到了上書的目的。

　　以上論述了《諫逐客書》是如何有針對性地、成功地對逐客之事加以論斷，使該公文收到了顯著的實效。實效性、針對性、對事加以論斷，這三個特征在文中體現最為突出。當然，該文還有個別其他的公文特征，像當時李斯已在被逐之中，寫這篇上書必須十分注意時效，除了“道上上諫書”急就此文之外，在寫法上開頭單刀直入，指出逐客之錯，使秦王為之震動。可見首句發意、開門見山，既為當時緊急情勢決定，也是公文時效性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