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僖宗廣明元年（880年）黃巢軍攻入長安，僖宗出逃成都，韋莊因應試正留在城中，目賭長安城內的變亂，兵中弟妹一度相失，又多日臥病；離開長安的第二年，中和三年（883年）在東都洛陽，他將當時耳聞目見的種種亂離情形，通過一位從長安逃難出來的女子——即秦婦的“自述”，寫成長篇敘事詩《秦婦吟》。

　　《秦婦吟》無疑是我國詩史上一才華橫溢的長篇敘事詩之一。長詩誕生的當時，民間就廣有流傳，并被制為幛子懸掛；作者則被呼為“秦婦吟秀才”，與白居易曾被稱為“長恨歌主”并稱佳話。其風靡一世，盛況空前。然而這首“不僅超出韋莊《浣花集》中所有的詩，在三唐歌行中亦為不二之作”（俞平伯）的（秦婦吟），卻厄運難逃。由于政治緣故，韋莊本人晚年即諱言此詩，“他日撰家戒，內不許垂《秦婦吟》幛子，以此止謗”（《北夢瑣言》）。后來此詩不載于《浣花集》，顯然出于作者割愛。至使宋元明清歷代徒知其名，不見其詩。至近代，《秦婦吟》寫本復出于敦煌石窟，真乃天幸。

　　從公元880年（唐僖宗廣明元年）冬到公元883年（中和三年）春，即黃巢起義軍進駐長安的兩年多時間里，唐末農民起義發展到高潮，同時達到了轉折點。由于農民領袖戰略失策和李唐王朝官軍的瘋狂鎮壓，斗爭殘酷，而百姓蒙受著巨大的苦難和悲慘的犧牲。韋莊本人即因應舉羈留長安，兵中弟妹一度相失，又多日臥病，他便成為這場震撼神州大地的社會巨變的目擊者。經過一段時間醞釀，在他離開長安的第二年，即中和三年，在東都洛陽創作了這篇堪稱他平生之力作的史詩。在詩中，作者虛擬了一位身陷兵中復又逃離的長安婦女“秦婦”對邂逅的路人陳述其親身經歷，從而展現了那一大動蕩的艱難時世之各個方面。總之，《秦婦吟》既是一篇詩體小說，當然具有紀實性質。全詩共分五大段。首段敘述詩人與一位從長安東奔洛陽的婦人（即秦婦）于途中相遇，為全詩引子；二段為秦婦追憶黃巢起義軍攻占長安前后的情事；三段寫秦婦在圍城義軍中三載怵目驚心的各種見聞；四段寫秦婦東奔途中所見所聞所感；末段通過道聽途說，對剛剛平定的江南寄予一線希望，為全詩結尾。

　　《秦婦吟》用了大量篇幅敘述了農民軍初入長安引起的動亂。毫無疑問，在這里，作者完全站在李唐王朝的立場，是以十分敵視的態度看待農民革命的。由于戴了有色眼鏡，即使是描述事實方面也就不無偏頗，攻其一點而不及其余。根據封建時代正史（兩唐書）記載，黃巢進京時引起坊市聚觀，可見大體上做到井然有序。義軍頭領尚讓慰曉市人的話是：“黃王為生靈，不似李家不恤汝輩，但各安家。”而軍眾遇窮民于路，竟行施遺，唯憎官吏，黃巢稱帝后又曾下令軍中禁妄殺人。當然，既是革命，便難免流血；加之隊伍龐大，禁令或不盡行，正如《新唐書·黃巢傳》所記載“賊酋擇甲第以處，爭取人妻女亂之”的破壞紀律的行為總或不免。而韋莊卻抓住這一端作了“放大鏡”式的渲染：

　　適逢紫蓋去蒙塵，已見白旗來匝地。扶羸攜幼競相呼，上屋緣墻不知次。南鄰走入北鄰藏，東鄰走向西鄰避。北鄰諸婦咸相湊，戶外崩騰如走獸。轟轟琨琨乾坤動，萬馬雷聲從地涌。火迸金星上九天，十二官街煙烘烔。家家流血如泉沸，處處冤聲聲動地，舞伎歌姬盡暗捐，嬰兒稚女皆生棄。“秦婦”的東西南北鄰里遭到燒殺擄奪，幾無一幸免。仿佛世界的末日到了，整個長安城就只有嘶殺聲與哭喊聲。由于作者把當時的一些傳聞，集中夸大，不免失實。但是，就在這些描述中，仍有值得讀者注意的地方。在農民起義風暴的席卷下，長安的官吏財主們的惶惶不可終日的仇視恐懼心理，得到了相當生動的再現。在他們眼中，不僅起義軍的“暴行”令人發指，就連他們的一舉一動，包括沿襲封建朝廷之制度，也是令人作惡的：“衣裳顛倒語言異，面上夸功雕作字。柏臺多半是狐精，蘭省諸郎皆鼠魅。還將短發戴華簪，不脫朝衣纏繡被。翻持象笏作三公，倒佩金魚為兩史。”詩中表現的統治階級對農民起義的仇視心理，可謂入木三分。這段文字，卻從另一個角度，生動地反映出黃巢進入長安后的失策，寫出農民領袖是怎樣惑于帝王將相的錯誤觀念，在反動統治階級力量未曾肅清之際就忙于加官賞爵，作繭自縛。由此發現詩中涉及這方面的內容相當豐富，它還寫到了農民起義軍是怎樣常處三面包圍之中，與官軍進行拉鋸戰，雖經艱苦卓絕的奮爭而未能解圍；他們又是怎樣陷入困境，自顧不暇，也就無力解民于倒懸，致使關輔人民餓死溝壑、析骸而食；以及他們內部藏納的異己分子是如何時時在祈愿他們的失敗，盼望恢復失去的天堂。而這些生動形象的史的圖景，是正史中不易看到的，它們體現出作者的才力。

　　正如上文所說，《秦婦吟》是一個動亂時代之面面觀，它的筆鋒所及，又遠不止于農民軍一面，同時還涉及了封建統治者內部矛盾。韋莊在描寫自己親身體驗、思考和感受過的社會生活時，違背了個人的政治同情和階級偏見，將批判的鋒芒指向了李唐王朝的官軍和割據的軍閥。詩人甚至痛心地指出，他們的罪惡有甚于“賊寇”黃巢。《秦婦吟》揭露的官軍罪惡主要有二：其一是搶掠民間財物不遺余力，如后世所謂“寇來如梳，兵來如篦”。詩中借新安老翁之口控訴說：“千間倉兮萬斯箱，黃巢過后猶殘半。自從洛下屯師旅，日夜巡兵入村塢。匣中秋水拔青蛇，旗上高風吹白虎。入門下馬如旋風，罄室傾囊如卷土。家財既盡骨肉離，今日殘年一身苦。一身苦兮何足嗟，山中更有千萬家。”

　　其二便是殺人甚至活賣人肉的勾當。這一層詩中寫得較隱約，陳寅恪、俞平伯先生據有關史料與詩意互參，發明甚確，扼要介紹如下。據《舊唐書·黃巢傳》，“時京畿百姓皆寨于山谷，累年廢耕耘。賊坐空城，賦輸無入，谷食騰踴。米斗三四千。官軍皆執山寨百姓鬻于賊，人獲數十萬”。《秦婦吟》則寫道：“尚讓廚中食木皮，黃巢機上刲人肉”、“夜臥千重劍戟圍，朝餐一味人肝膾”，而這些人肉的來源呢？詩中借華岳山神的引咎自責來影射諷刺山東藩鎮便透漏了個中消息：“閑日徒歆奠饗恩，危時不助神通力。寰中簫管不曾聞，筵上犧牲無處覓。旋教魘鬼傍鄉村，誅剝生靈過朝夕。”俞平伯釋云：“筵上犧牲”指三牲供品；“無處覓”就得去找；往哪里去找？“鄉村”，史所謂“山寨百姓”是也。“誅剝”，殺也。“誅剝生靈過朝夕”，以人為犧也，直譯為白話，就是靠吃人過日子。以上云云正與史實相符。黃巢破了長安，珍珠雙貝有的是——秦婦以被擄之身猶曰“寶貨雖多非所愛”，其他可知——卻是沒得吃。反之，在官軍一方，雖乏金銀，“人”源不缺。“山中更有千萬家”，新安如是，長安亦然。以其所有，易其所無，于是官軍大得暴利。

　　凡此兩端（搶掠與販人），均揭露出封建官軍與人民對立的本質。而韋莊晚年“北面親事之主”王建及其僚屬，亦在此詩指控之列。陳寅恪謂作者于《秦婦吟》其所以諱莫如深，乃緣“志希免禍”，是得其情實的。

　　韋莊能寫出如此具有現實傾向的巨作，誠非偶然。他早歲即與老詩人白居易同寓下邽，可能受到白氏濡染；又心儀杜甫，寓蜀時重建草堂，且以“浣花”命集。《秦婦吟》這首詩正體現了杜甫、白居易兩大詩人對作者的影響，在藝術上且有青出于藍之處。

　　杜甫沒有這種七言長篇史詩，唯白居易《長恨歌》可以譬之。但《長恨歌》浪漫傾向較顯著，只集中表現兩個主人公愛的悲歡離合。《秦婦吟》純乎寫實，其椽筆馳騖所及，時間跨度達兩三年之久，空間范圍兼及東、西兩京，所寫為歷史的滄桑巨變。舉凡乾坤之反覆，階層之升降，人民之涂炭，靡不見于詩中。如此宏偉壯闊的畫面，元、白亦不能有，唯杜甫（五言古體）有之。但杜詩長篇多政論，兼及抒情。《秦婦吟》則較近于純小說的創作手法，例如秦婦形象的塑造、農民軍入城的鋪陳描寫，金天神的虛構、新安老翁的形容，都是如此。這比較杜甫敘事詩，可以說是更進一步了。在具體細節的刻劃上，詩人摹寫現實的本領也是強有力的。如從“忽看門外紅塵起”到“下馬入門癡似醉”一節，通過街談巷議和一個官人的倉皇舉止，將黃巢軍入長安之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和由此引起的社會震動，描繪得十分逼真。戰爭本身是殘酷無情的，尤其在古代戰爭中，婦女往往被作為一種特殊戰利品，而遭到非人的待遇。所謂“馬邊懸男頭，馬后載婦女”。（蔡琰）《秦婦吟》不但直接通過一個婦女的悲慘遭遇來展示戰亂風云，而且還用大量篇幅以秦婦聲口畢述諸鄰女伴種種不幸，畫出大亂中長安女子群像，具有相當的認識價值。其中“旋抽金線學縫旗，才上雕鞍教走馬”二句，通過貴家少婦的生活突變，“路上乞漿逢一翁”一段，通過因破落而被骨肉遺棄的富家翁的遭遇，使人對當時動亂世情窺班見豹。后文“還將短發戴華簪”數句雖屬漫畫筆墨，又足見農民將領迷戀富貴安樂，得意忘形，鬧劇中足悲者。從“昨日官軍收赤水”到“又道官軍悉敗績”十數句，既見農民軍斗爭之艱難頑強，又見其志氣實力之日漸衰竭，凡此刻劃處，皆力透紙背；描摹處，皆情態畢見。沒有十分的藝術功力，焉足辦此。《秦婦吟》還著重環境氣氛的創造。從“長安寂寂今何有”到“天街踏盡公卿骨”十二句，寫兵燹后的長安被破壞無遺的現狀，從坊市到宮室，從樹木到建筑，一一道來，纖毫畢見，其筆力似在《長恨歌》、《連昌宮詞》描寫安史之亂導致毀壞的文字之上。尤其“內庫燒為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竟使時人驚訝，堪稱警策之句。“長安寂寂今何有，廢市荒街麥苗秀”，洛陽是“東西南北路人絕，綠楊悄悄香塵滅”，而一個婦人在茫茫宇宙中踽踽獨行，“朝攜寶貨無人問，暮插金釵唯獨行”。到處是死一般的沉寂，甚至比爆發還可怕，這些描寫較之漢魏古詩“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這類詩句表現力更強，更細致成功地創造了一種恐怖氣氛。總之，《秦婦吟》在思想內容上是復雜而豐富的，藝術上則有所開創，在古代敘事詩中堪稱扛鼎之作。由于韋莊的寫實精神在相當程度上克服了他的個人偏見，從而使得此詩在杜甫“三吏三別”、白居易《長恨歌》之后，為唐代敘事詩樹起了第三座豐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