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高宗紹興五年（1135），岳飛因戰功授鎮寧、崇信軍節度使，湖北路、荊、襄、潭州制置使，進封武昌郡開國侯，駐扎在現在的武昌。紀律嚴明，路不拾遺，秋毫無犯，軍民胥樂，作者作《滿庭芳》贈之。

　　這闋詞在歷史上受到的評價很高，可把它拿來作為岳飛駐扎在武昌的這一段生活歷史來看待。

　　首先，這闋詞在藝術上很有特色：感情豐富，色彩濃麗，悲憤不平卻又出之以含蓄，較好地表達了作者在那種情況下對于岳飛的敬愛和惋惜之情。

　　詞一開頭選用了三個不同的時間，從各種角度來描寫岳家軍的氣勢。這三句，乍讀時似乎是如實的寫景而已，細味來才感到他無不寓有自己的感情。他是借景色的渲染，從而巧妙地傳達出自己復雜的心情的。這里，他選用了落日的時分來寫軍容之一的旗幟，讓半天的晚霞作背景，襯托著軍營里飄動的萬首彩旗，映著落日的余暉，宛如風翻金焰，色彩濃麗，給人一種溫暖的感受。這就不僅寫出了軍營的壯麗，也傳達出了這支軍隊在人民心中所擁有的那種溫暖安謐的感覺。字里行間甚至表露出來作者那興奮的臉色，也被映得金光熠熠的了。其次，他用霜晨來突出軍容之一的威儀；讓煞白的霜空作背景，襯托著交橫如云的刀槍戟槊；慘淡的朝陽，在它們上面灑下了萬點寒星，色彩森嚴而肅殺，給人一種凜然不可侵犯的肅穆之感，不僅寫出了軍營氣象之森嚴，也表達了連作者也感到了不無畏怯的敬佩之情。最后他選用了無邊的黑夜來作為整座軍營的巨大的背景，黑色是什么也看不見的，作者巧妙地于靜中寫動，于無法顯出色彩的黑里，巧妙地運用畫角之聲和著警夜的更鐸；運用聽覺從而寫出既緊張而又靜謐的氣氛，表達了作者對于“撼山易，撼岳家軍難”的無限信任之情。這一組文字雖少，卻無不色彩濃麗，意與境偕，構成了藝術上的比現實更集中、更突出的和諧之美。他把數百里連營表現得這樣有聲有色。這些看似純客觀的聲色，卻都反映了作者主觀的感受，達到了情景交融的詩的境界。因此，他無須再加什么感嘆，表現了作者對于岳飛治軍之巨大才能的欽佩了。

　　作者在作了如此絢麗的渲染之后，接著就用工筆來細心地勾勒他心中崇拜的英雄本人了。

　　在他的詞中岳飛是一位風采翩翩、雍容豁達的儒將。慷慨論兵，齒頰生風，足見文采風流。簡單兩句，一位文韜武略而又風流俊逸的岳武穆便躍然紙上。不僅如此，通過作者慷慨風生的描述，使讀者同作者一樣，也如坐春風之中，仿佛聽到了岳武穆那慷慨陳辭的忠誠精義，看到了他那齒頰生風的笑謔神態：他笑金兵之無能，譏投降派之可哂。于是，岳飛的精神面貌，豐滿地生活在讀者的感情世界之中了。

　　僅是慷慨論兵，盡管齒頰生風，那也不一定是岳武穆。作者接著寫道：“坐擁貔貅十萬，銜枚勇、云槊縱橫。”這才是岳家軍的典型。別看岳飛坐在大帳之中，談笑風生，然而他的四周，有十萬精兵，正糾集待命，一個個銜著枚，平端著長矛，精神高度集中，有如引滿的弓，只待一聲令下，便立刻飛向敵人。則岳飛的這種談笑風生的安祥態度，本身就是一種力量的顯示，一種無畏的懾服力量。

　　但是，威嚴則威嚴矣，而詞中所透露的，畢竟不過是以無聊的談笑來打發著祖國分裂、生靈涂炭的日子。所以作者很自然地產生了以岳飛如此雍容文雅而又武功赫赫的、不可一世的名將，如果此時放在抗金的前線，也許他就在這談笑的頃刻之間，“匈奴授首，千里靜欃槍”的遐想。這里既表達了作者對于岳飛的崇敬和對于岳家軍的信賴，同時也表達出了英雄無用武之地的無限的惋惜：岳飛此時畢竟沒有去平定金人，使百戰百勝、金人聞之喪膽的岳飛閑在這里，空自慷慨悲歌以打發他寶貴的時光。一任半壁江山，淪于金人的鐵蹄，這是無比可惜而又可痛的事。

　　下闋，作者追述了他來武昌時一路上的所見所聞。荊、襄是岳飛的防地。人作者突出地稱道人民都能在家里安居樂業這一點，是因為這樣的和平景象，在其它地方是已很難見到了。故說“荊襄，人按堵。”看似平鋪直敘，然而言語之間卻流露出了無限的欣羨和感慨。岳飛愛民，已是朝野盡知，有口皆碑的了。所以這在他的防地，當然更為真實可信。

　　作者接著用了四句來進一步描寫人民安居樂業的景象。雖是四句，卻按所見所聞來分寫。他借提壺、布谷兩種鳥的名字，不僅點明節令，而且也寫出了岳家軍與當地居民的水乳關系。一路上見到的是人民提著酒壺要岳家軍飲一杯，以表示自己的心意。古時候，人民對于他所敬重的義師，是習慣用酒來相敬的，所謂“簟食壺漿，以迎王師。”這里著一“勸”字，非常傳神，它表現了著一個因為紀律的關系不肯飲老百姓的酒，而一個因為感激情深，非要他喝一杯不可這樣拉拉扯扯的動人情景。通過“布谷”的提示，原來士兵是在幫人民耕作，無怪乎這軍隊會得到人民熱情的款待，人民要這樣感激他們了。這當是作者親眼所見的情景。最妙的是“芝夫”兩句，芝是靈芝，那么芝夫就是指的藥農了。蕘子就是以砍柴為生的樵夫。這兩種人，大都是遠離城市，多數在深山老林里的。因此這當是作者在尚未進入武昌境地的山道上，碰見了從岳飛駐地出來采藥砍柴的人，于是作者就向他們打聽這一路聽到的岳家軍整肅的情況是否屬實。因為這太難得了，是以未免使人難以相信。于是這些采藥的、砍柴的就高興地向作者極力地證實著，說到高興處，不禁手舞足蹈起來，并且唱起當地的民謠以為證。這里作者沒有寫出自己的反映，但這“歌舞”也映出了作者的眼神，是驚喜而亢奮的。當然這樣的情景在看慣了人民解放軍的人們，那是不足為奇的，要知道在封建時代，那就是了不起的政績。作者在最后感慨地說：要是能讓岳飛去驅營布陣，他是可以就這樣輕裘緩帶從容不迫地一直打到黃龍府都無人能敵的。然而殘酷的現實卻是岳飛被疑，置而不用。于是作者恨恨地說：像岳飛這樣為國建立了不朽功勛的人，是應該把他的風采畫入專門紀念功臣的麒麟閣內的。作者的這闋“句句緣實”之詞，最后的結尾，卻是不實的。岳飛當年不僅沒有入麒麟閣，反而以“莫須有”的罪名屈死在了風波亭。這雖是后話，但就岳飛此時的境況看，敏感的作者已察覺到了這種不平，所以才有這虛擬的一筆。這是作者深刻的地方。“功誰紀？”作者在這里直是在質問了。雖然這時岳飛尚身居侯位，但作者從祖國正需要岳飛上前線時，而高宗卻讓他在這里坐冷板凳的現實中，已經感覺到岳飛的不妙了。而事實上，韓世忠在鎮江，岳飛在武昌，都是為了“罷其兵權”，以便和議得以順利進行。當時高宗為此特地下了一道詔書說：“李、郭在唐俱稱名將，有大功于王室；然光弼負不釋位之釁，陷于嫌隙；而子儀聞命就道，以勛名福祿自終。是則功臣去就趨舍之際，是非利害之端，豈不較然著明！”這真是說得再清楚也沒有了。正是由于高宗的這種卑怯心理，才使得南宋永遠處于偏安之中。“風神宛轉，麟閣畫丹青”，表面看來是歌頌朝廷的，實則含有害怕岳飛去立功的悲憤。荊襄有幸，卻是整個祖國的不幸。岳飛是如此的有為，卻不能為統一祖國而留影于麒麟閣。愛與惜交織在一起，歌頌與悲憤混同，這就使得這闋詞有纏綿悱惻，無限低徊的藝術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