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大廟，非禮也。

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置其賂器于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于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

　　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袞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紞纮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钖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

　　《臧哀伯諫納郜鼎》的中心內容是臧哀伯批評魯桓公“取郜大鼎于宋”并“納于大廟”這件事的“非禮”。那么，到底什么是禮呢？禮的范疇極其廣泛，內容極其復雜，但一言以蔽之，就是本書《鄭莊公戒飭守臣》一文的評論文字所說：“禮，經國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如果用今天更切合禮的歷史本質的話說，它是奴隸制社會和封建制社會貴族等級制度下的社會規范、道德規范和行為規范，它規范并制約著上自天子下至百姓所有社會成員的思想和言行。所以，刪改《春秋》的孔夫子才說：“不學禮，無以立”（《論語·季氏》）；君子“約之以禮”《論語·雍也》）；“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論語·為政》）；“為國以禮”（《論語·先進》）；“克己復禮為仁”（《論語·顏淵》）；“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論語·顏淵》）……聯系古今關于禮的界說和孔夫子這些關于禮的言論，就不難理解作為魯大夫的臧哀伯為什么非要冒著觸怒魯桓公的風險，向他“發表”這篇諫辭了；也就不難理解《臧哀伯諫納郜鼎》一開始就說，魯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大廟，非禮也”了。

　　臧哀伯這篇諫辭，并不先說魯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大廟”這件事如何不對，而是以高屋建瓴之勢，首先提出“君人者”最根本的社會職責是“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接著就從禮制這個大視角，連用七個排比句，從七個方面，即“昭其儉”、“昭其度”、“昭其數”、“昭其文”、“昭其物”、“昭其聲”、“昭其明”，來闡明君主如何體現和落實這一根本社會責任；然后，話鋒一轉，才落到桓公“納郜鼎”這件“滅德立違”的事情上來。并在指出這一事件必將導致的惡劣后果以后，還用周武王克商后“遷九鼎于雒邑”招來“義士”非議的歷史教訓，警醒魯桓公必須清醒地認識這種“滅德立違”的錯誤舉措的危害性。這篇諫辭如此行文，不僅條理清楚，層次分明，結構謹嚴，具有強烈的邏輯能力，而且氣勢顯得特別恢弘，具有極強的藝術感染力。至于諫辭中用了近乎后世才產生的賦的手法，鋪敘大量我們今天頗感陌生的具體事物，那也是行文的需要，因為這些事物都和當時的典章制度有密切關系。

　　還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任何一種文化在它的發展過程中，都會形成許多或厚或薄的積淀層，而每個積淀層都會或深或淺地打上它的時代烙印。因此，在閱讀和欣賞此文的時候，也必須站在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去審視，用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去分析，去感悟，拋棄其“封建性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精華”。可以肯定地說，“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云云，直到今天，其“合理內核”還有很好的垂誡作用和警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