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媯。生孝伯，蚤死。其娣戴媯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

　　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

　　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通“事”】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

　　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通“事”]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

　　文章記述了前720年（隱公三年），石碏勸諫衛莊公愛子應“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的事。州吁是衛莊公的一個寵妾所生，衛莊公愛屋及烏，對他也格外寵愛，即使對他喜好軍事這種十分犯忌的事，也不加禁止。衛國大夫石碏看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于是向衛莊公進諫，勸莊公愛子應該用道義，不要讓他走上邪路。但莊公聽不進去，結果前719年即第二年，就發生了州吁弒桓公而自立的事件。多虧石碏用計，大義滅親，借陳國國君之手把弒君亂國的州吁和自己的兒子——助紂為虐的石厚抓住，并派人把他們殺死。

　　如何愛子，對一個國君來說，決不單單是他個人的問題，這將關系到國家的安危、社會的治亂。正因為這樣，所以石碏才進諫衛莊公。但石碏進諫，并沒有像許多進諫者那樣，舉述以往有關的歷史經驗教訓；而是開門見山，一上來就切入諫旨，提出“愛子”應“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的觀點。接著，便有的放矢地指出“驕、奢、淫、佚”是使“愛子”走上邪路的來由；而這四種惡習的養成，則是為人君者過分溺愛所致。然后，話題輕輕一轉，就落到州吁身上。須知，州吁作為庶子而“好兵”，這往往是作亂的前兆。所以石碏一針見血卻又語重心長地指出：“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之后，又連用四個頂針（也叫“頂真”或“聯珠”）句，斷定州吁決不會心甘情愿地屈居人下。再接下來，又根據傳統的倫理關系和社會規范，總括出“六逆”和“六順”，提醒莊公：“去順效逆”只能加速禍患的發生，作為人君必須防患未然，全力消除禍患的根由。這樣，就把“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這一愛子觀的現實性、重要性和緊迫性進一步突出出來。然而，被糊涂蒙了心的衛莊公卻根本聽不進去。

　　石碏的諫言有三層意思，環環相扣，入情入理，深入地分析了由“寵”導致滅亡的必然性。其一，“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說明驕奢淫逸來源于嬌縱溺愛；其二、受寵愛就會變得驕橫，驕橫就不會安于自己地位低下，地位低下就會有怨恨之心，心生怨恨就不會安分守已；其三，從此以后，地位低賤的就會欺壓地位尊貴的，年紀小的就會想辦法凌年紀大的，關系疏遠的就會找機會離間關系親近的，新的離間舊的，小的欺凌大的，淫亂的就會破壞有道德的。如此這般，禍事就注定要來了！

　　勸主諫君，須在緊緊把握諫旨韻前提下，動之以情，曉之以理。而理，則須說透，說到位。做到了這點，被勸諫者卻聽不進去，那只能證明被勸者太頑固不化，《石碏諫寵州吁》正具有這樣的特點。可以肯定地說，“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的愛子方法，歷來被認為有借鑒意義和實踐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