涇溪石險人兢慎，終歲不聞傾覆人。

卻是平流無石處，時時聞說有沉淪。

　　詩寫得曲折，理析得透徹。短短的二十八個字中，包含著深刻的人生哲理和精妙的生命辨證。南宋詩人姜夔在總結前人詩歌創作經驗時，用四個高妙來說明優秀作品：“（1）礙而實通曰理高妙；（2）事出意外曰意高妙；（3）寫出幽微，如深潭見底，曰想高妙；非奇非怪，剝落文彩，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曰自然高妙。”杜荀鶴的《涇溪》詩正是理高妙的杰作。從表面看，詩的事理是礙而不通的。因為行舟水上，遇險不傾，平流卻覆，似乎不合常理。但是，透過現象看本質，我們就會發現在這不通的現象中，潛藏著大通的本質。因為舟是人駕的，舟的載沉，不取決于路的平險，而決定于人的狀況。溪險石危時，人人警惕，，自然安如泰山；平流無石處，容易懈怠，往往舟覆人亡。這，正是杜荀鶴《涇溪》詩析理的高妙之處。

　　推而廣之，杜荀鶴在這里絕不僅僅說明行船的道理，他也在比擬人事的成敗。歐陽修在《梅圣俞墓志銘》中說：“詩窮而后工”，司馬遷在《太史公自敘》中列舉了文王、孔子、左丘明、屈原、韓非五人遭遇困厄，發憤著書，終成大器的故事。其中的道理，與《涇溪》詩是完全一致的。《五代史·伶官傳序》中有一句名言：“生于憂患，亡于安樂。”句中的“憂患”正如涇溪的“險”；句中的“安樂”正如涇溪的“平”；句中的“興”、“亡”正如涇溪的“不聞傾覆”與“沉淪”——水性與人性在此又一次嚴密吻合。究其載沉原因，比擬人事成敗，有以下四個方面：

　　（1）懈怠。《吳越春秋》載：吳王夫差興于憂患之時，勵精圖治，打敗了越王勾踐。后來，昧于安樂，怠于治國，最終被越所滅。這個故事正好反映了兢慎則成，懈怠則敗的教訓。韓國著名圍棋國手曹熏鉉對其天才弟子李昌鎬進行評價時斷言：最容易毀掉弟子前程的是自我管理失敗（即盛名之下的懈怠）。結果，李昌鎬事事兢慎，如日方中。倒是李昌鎬的對手，怠于人事的聶衛平棋圣毀掉了自己的大好河山。這，又是涇溪詩意的精確注解。

　　（2）麻痹。眾所周知，危險的局面使人警惕，平順的局面促人大意。而失敗的毒素，往往存在于大意之中。陳壽《三國志》記載：蜀漢大將關羽統兵伐魏，圍困樊城，水淹七軍，兵鋒所指，無不望風披靡。于是，關羽驕傲起來，放松了對其后路東吳的戒備。結果，吳將呂蒙襲奪荊州，關羽敗走麥城，身首異處。這說明了大意與麻痹的危害。需知世上無順事，事順則藏險。如果居安不慮危，當然是取敗之道。明乎此，也就能洞悉太平洋戰爭中，美國珍珠港內不可一世的太平洋艦隊覆滅的奧秘了。

　　（3）固步自封。有一位老人說過：“如果和平與繁使人不思進取，固步自封，那么，真正的危險就在其中孕育。”甲午戰爭，泱泱中華大國竟然被彈丸的日本擊敗。原因很簡單，日本進行了明治維新，國力蒸蒸日上；中華自恃地大物博，完全無所作為。兩相比較，勝負的天平自然傾斜。同理，固若金湯的馬其諾防線，擋不住精勇驃悍的納粹雄兵；萬里長城巨大屏障，擋不住北方草原的強大鐵騎；中原漢人的太平夢想，常常被游牧民族攪得滿目瘡痍。安于現狀、固步自封的危險，于此可見。

　　（4）分裂。小說《三國演義》中有這樣的故事：曹操打敗了袁紹的主力，袁紹病死了。他的兒子和女婿精誠團結，退據北方。曹操急攻不下，便采用了謀士郭嘉的建議，引兵撤退。危險暫時消失了，曾經并肩戰斗的袁家子弟們開始了爭權奪利。他們自相殘殺起來，結果是兩敗俱傷。曹軍順勢北進，徹底消滅了袁家的殘余勢力，統一了祖國北方。這個故事深刻地揭示了安樂對人性的毒化作用。危險消失了，人心也就散了，曾經有過的齊心協力、共度時艱的局面不復存在。試想同舟不共濟，南轅卻北轍，能不遭受滅頂之災嗎？

　　以上四點當然不是問題的全部。但是，已經具有觸目驚心的巨大震撼力。在杜荀鶴《涇溪》詩中，過往船只的傾覆出于何種原因，我們不得而知。但是，絕對和平流中的舟人失去兢慎有關。萬事成功都得緣于進取，大凡失敗莫不是墮志。水如此，人如此；古如此，今如此。誰也不能例外。

　　今天，我們的國家漸漸強盛，國民的生活漸漸富足，憂患的日子漸漸遠去。但是，歌舞升平的表象里下面，卻洶涌著極其險惡的暗流。東有美日，北有強俄，內有臺島，政經隱憂……當此希望與憂患并生的時刻，我們重讀《涇溪》詩，其現實的意義不容低估。它能使我們洞察和平背后潛藏的危險，重溫“興于憂患，亡于安樂。”的古訓，理解“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凝聚民族復興的偉岸張力。幫助我們尋找正視挑戰，長治久安的治國良策。

　　這，正是水性與人性的實質，也是杜荀鶴《涇溪》詩的真正價值。寓含的哲理：告誡人們要居安思危，處盈慮虧，枕戈待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