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宗大歷五年（770年）冬，杜甫帶著一家八口，從長沙乘船往岳陽，經過洞庭湖時，風疾愈加嚴重，半身偏枯、臥床不起，作下此詩，寄呈給湖南的親友。

　　《風疾舟中伏枕書杯三十六韻奉呈湖南親友》，仇兆熬定為杜甫的絕筆詩。這首詩是杜甫對自己一生顛沛流離生活的總結，也可說是自挽詩。詩云：

　　開頭八句，句句切風，發端奇絕，運用在洞庭湖汨羅江口而他處沒有的黃帝、虞舜二妃的神話故事，以切成詩之地。

　　“軒轅休制律”，典出自《漢書·律歷志》：“黃帝使泠淪，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竹制十二筒以聽鳳之鳴，其雄鳴之六，雌鳴亦六，比黃鐘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為律本。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定。”

　　“虞舜罷彈琴”。典出《史記·樂書》：“昔有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集解》引王肅說：“南風，養育民之詩也。”其辭曰：“可能解吾民之慍兮。”

　　古來，在汨羅江畔有神鼎山，山上有軒轅臺，據清康熙《神居蓮池譜》載：“神鼎山，以黃帝鑄鼎，故名”。明清時期的《湘陰縣志》《岳州府志》《洞庭湖志》，也有這樣的記載：“軒轅皇帝南巡，張樂洞庭之野，朝登磊石嶺（在汨羅江入洞庭湖處），暮上鳳凰臺（位于汨羅江口）”。又據明代的《名勝志》記載：“黃陵山（鄰近汨羅江口），有二妃墓在其上，歷古傳記發此。是舜南巡，舊跡實在湖湘之間。

　　“舟泊常依震，湖平早見參”記載了詩人的行跡，是坐船北歸的。船行在湖面。“依震”的“震”字，按照《易經》解釋“東方也”。所提到的“湖”字，當然是指洞庭湖。汨羅江的位置正在洞庭湖的東南方。即汨羅江下游，因湖平而常于早晨望見參星。

　　凡此種種，都充分說明，杜甫《疾風舟中》詩，是在北返途中，重臨湘水、洞庭湖、汨羅江交匯之處，到了磊石嶺、鳳凰臺、黃陵山、二妃暮等處之后，因想到了黃帝、虞舜的“至治”之德，有感而作，不僅是詩人自己吊古傷今之情的自然流露，更是汨羅江一帶風土人情，行船的地理位置的真實記述。

　　“故國悲寒望，群云慘歲陰。水鄉霾白屋，楓岸疊清岑。郁郁冬炎癉，蒙蒙雨滯淫”。

　　詩人進一步點明舟行湖湘澤國及在船中所見。船是靠近湖岸而行，岸畔青山楓林疊疊，歷歷在目，進令已是（大歷五年）冬季歲未而且是汨羅江一帶湘陰、平江山區的敢候特征。

　　“春草封歸根，源花費獨尋。蹉跎翻學步，感激在知音。卻假蘇壽舌，高夸周宋鐔”。

　　杜甫本是滿情信心地北歸，但終因經不起寒風的吹指，家貧的困境，舊病的復發，逼得他不得不改變主意，中止北進。“轉蓬”“行藥”，這便是杜埔有感于歸計不成，遠行不復，羈旅病侵，幼女又已夭亡于路側（人衡州詩中曾提到此女尚在儇乳，有“猶乳女在房”之句），自己的病情已十分沉重而傷心悲恨的流露。但他卻并未忘情于國家所遭之災難，而借用陶淵明“源費獨尋”一詞，寄幻念于唐王朝的中興，給貞觀之治以理想化，幻想唐太宗解民于水火之中。從而，異地相投知音，憑著“卻假蘇秦舌，高夸周宋鐔”的三寸不爛之舌，覓鄧林，尋找山區來養息，以寄病軀。

　　“轉蓬”的主要原因是“行藥病涔涔”，“烏幾重重縛，鶉衣寸寸針”。“感激在知音”。此時此際，詩人的病已具有暴發性，滿頭大汗，知將不起。當時洞庭湖一帶甚為荒涼，無處可以求醫，湖面風大，于病體不利。而家境呢？已窮得一家老小穿的是“寸寸針”的鶉衣，一張桌子破爛得要繩子捆了又捆。因此，只得投奔、拜訪他的遠親昌江縣令和知音。大歷四年春，詩人離開岳陽至潭州、郴州等地時是由白馬潭（今湘陰境內）裴隱宅出發的，曾寫有《陪裴使君登岳陽樓》一詩，“禮加徐孺子，詩接謝宣城”。寫出了杜甫把自己比做東漢時的名賢徐稚，把裴使君比做禮賢下士的陳蕃，可知杜甫在岳陽的數月，受到了非常好的款待。謝宣城指南北朝齊時的詩人謝眺。他文章清麗，善長五言詩，曾出任宣城太守，故又有謝宣城之稱。杜甫在此處，把裴使君比為謝眺，甚為贊譽。“詩接”一語杜甫對裴使君詩歌的唱對。裴使君如此禮遇款待，一同登樓共賞湖光山岡以。此時此刻，杜甫心情能不激動。杜甫到岳陽對裴使君說，也是十分高興的。當看到饑寒交迫的老友，如此落寞，給以溫暖的款待是必然的。故杜甫在岳陽時行到了精神和物質上的安慰。故有“雪岸叢梅發，春泥百草生。敢違漁父問，從此更南征”的詩唏。裴使君在昌江也有草堂。李白詩中幾處提到，并曾專程登鴨攔驛到白馬磯（在今湘陰縣境內）去訪問過裴隱（名隱行九，在白馬磯有居所，還在昌江有草堂）。賈至謫貶岳州時，與之亦有交往，依其《贈裴九待卸昌江草堂彈琴》詩所寫的情況看，他是到過昌江草親自聽過裴隱彈琴的。李白、賈至、裴隱與杜甫都是詩人友好和知音。又據明清諸朝《平江縣志》及該縣的徐、劉、白、陳、李諸姓族譜記載：“天寶十四年（公元七七五年）發生安史之亂后，被黜的檢校工部尚書兼理兵部侍郎，事榮銀青光祿大夫的徐安貞與侍郎劉光謙、白琪、陳希烈、陸善經、李安甫等六個臣相，攜眷屬避亂，潛跡南游，至豫章黃龍寺，經超慧禪師介紹指點，談及平江山清水秀，風光艷麗，景物宜人，遂先后流寓來平，一齊隱居平江。徐居下臺，在縣北五十華里的三墩建回臺寺；劉居上臺，在縣北九十華里的幕阜山麓長慶建長慶寺；白居聚臺，在縣南六十里的白水，建白水寺；陳居就臺，在縣東的長壽嶺，建惠果寺；陸在縣西六十華里的芭蕉村，建芭蕉寺；李慮坐其兄林甫，累改姓孟安甫居下西鄉，建九峰寺。死后在這六個地方，均有墓葬和塔牌。這就是唐六相隱平江，四鄉建六寺的歷史事跡。杜甫與六相，皆為同僚，曾同朝在京工合，此際病情惡化，遂轉往昌江投裴隱和他的遠親昌江縣令以及這

　　些知音同僚好友。“轉蓬憂悄悄，行藥病涔涔”，正是這種心情和原因。

　　“納流迷浩汗，峻址得欽山。城府開清旭，松筠起碧潯”。

　　“納流”容納細流，“浩汗”，水深廣貌；“峻址”地勢高。這就進一步指出了杜甫乘船進入了東洞庭湖的一條支流。杜甫進入的哪一條支流呢？詩中“峻址”一句，說明支流沿岸的綿綿的高山峻嶺，有一個風景清旭的城市和官署之地。這個“城府”有著“松筠起碧潯”的秀麗景色。東洞庭湖，沒有連綿的高山峻嶺，湘江是主流不是支流。因此，杜甫舟泊的城府不可是湘陰縣城。巴陵在洞庭湖之北，也不是山區，更沒有支流。東洞庭湖有支流可納的只有昌江（平江）。故杜甫是在大歷五年暮秋溯汨羅江而上，于歲暮到達昌江城府附近的，當時昌江縣城是在中縣坪。位于汨羅江的中上游地段。北有幕阜山，主峰海拔一千五百多米，與江西黃龍山相連，山頂有晉代葛洪煉丹修身尸解得仙之，“葛洪仙壇”遺址。東南部有連云山，主峰海拔一千六百米。從東洞庭湖轉入汨羅江，直駛昌江，山巒起伏，丘陵連綿，峰澗密布，溪流縱橫，風景秀麗；杜甫來到這個“城府開清旭”的世外桃源養息，在這里呆了下來。但他的病情越來越嚴重，自知病將不起，生命難延。傷垂死而事無所成，只能以涕淚作霖雨罷了。

　　最后，“披顏爭倩倩，逸足況骎骎。朗鑒存愚直，皇天實照臨。公孫仍恃險，候景未生擒，書信中原闊，干戈北斗深。畏人千里井，問谷九洲箴。戰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葛洪尸定解，許靖力難任。家事丹砂決，無成涕作霖”等句；其中“許靖”，“家事”等詞語，就是說：不能像許靖那樣安頓好家屬，一身莫保，家人難安，不能不用悲傷表達胸中的無可奈何的痛苦與垂危的生命仍然和國家的不幸，人民災難緊緊地聯系在一起。還在警醒人民：“朗鑒存愚直，皇天實照臨。公孫仍恃險，候景未生擒。”“戰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來表達詩人憂國憂民，一心系念的是國計民生的真摯情懷。奉呈湖南親友的目的在于詩代訃托孤托葬。此詩之后，即葬于離縣城不遠的小田天井湖。所生長子宗文早逝，次子宗武，年僅十七歲，尚未婚配成家。因家境貧窮，又處于戰亂時期，只得留在平江，成家立業，世代繁衍，至今杜家洞一帶，裔孫猶有譜諜，可資參考。

　　宋王朝得臣（麈史）謂：“予熙寧初調官（熙寧元年，系公元一零六八年）泊報恩寺，同院陽翟徐秀才，出其父屯田忘名所為詩，見其清苦平淡，有古人風致不能傳抄。”其過工部墳一詩云：“水與汨羅接，天心深在存。遠移工部死，來伴大夫魂。流落同千古，風騷共一源。江山不受吊，寒日下西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