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丘明，生卒年不詳，一說復姓左丘，名明；一說單姓左，名丘明。春秋末期史學家、文學家、思想家、散文家 。曾任魯國史官，相傳為解析《春秋》而作《左傳》又稱《左氏春秋》），又作《國語》，作《國語》時已雙目失明，兩書記錄了不少西周、春秋的重要史事，保存了具有很高價值的原始資料。個人資料簡介
主要作品左丘明相傳著有《左傳》《國語》兩部文學巨著。《春秋左氏傳》多以史實解釋《春秋》，起自魯隱公元年（前722年），迄于魯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以記事為主，兼載言論，敘述詳明，文字生動簡潔，全面反映了當時的社會歷史面貌，既是重要的儒家經典，又是中國第一部完整的編年體史書，在文學上也有很高的成就。《國語》分別記載西周末年至春秋時期（約前967年-前453年）周王室及魯齊晉鄭楚吳越諸國史實，偏重記述君臣言論，為中國最早的國別體史書。日夜操勞，歷時30余年，一部縱貫200余年、18萬余字的《春秋左氏傳》定稿，其歷史、文學、科技、軍事價值不可估量，為歷代史學家和文人所推崇。《左傳》記事相當詳細，對歷史事件一般都能做到首尾完整。此外，《左傳》還吸收了其他史體的長處，把其他史體的史料按年代順序組織進去，使編年體史書達到基本成熟的程度。所以，《左傳》是中國第一部真正名副其實的編年體歷史著作。不僅如此，在歷史編纂上，《左傳》還擴大了編年體史書的容量：它在編年記事總的格局中，富于變化，有時著意寫一件史事的本末原委，有時集中寫一位歷史人物的經歷和活動。這不僅拓展了編年體史書在寫人、記事方面的容量，而且有助于彌補一件史事被相關年代中其他史事割裂的缺點。另外，在編纂學上，《左傳》首創“君子曰”一欄。“君子曰”以議論形式升華史事，為史書作者發表一家之言提供了園地，成為一種優良的史學傳統。思想主張
左丘明很重視禮的作用。他認為禮是治理國家、安定社會、造福人民的依據和手段，也是“君子”必須遵行的規范；作為一個君子，首先要把禮和義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左傳·昭公三十一年》）。意思是：一思考問題就要想到禮，一做事就要考慮到義，不為利而喪失意志，不為義而感到內疚。體現禮的眾多禮節也要和義結合，對失禮行為持堅決批評的態度。受重禮思想的影響，左丘明特別重視個人的品德修養。這些修養包括忠、孝、信、義、讓等。他認為忠是一個人最美好的品德，忠的首要涵義是忠于國君：楚國的子囊在國君死后還不忘給他增加好名聲，在自己將要死的時候不忘保衛祖國，他認為這就是忠；鬻拳曾用兵器威逼楚文王納諫，自認犯了罪而砍斷雙腳，他認為這也是忠。對君王要忠，對父母就要孝。鄭莊公因母親幫助弟弟謀反，將母親軟禁起來發誓永不相見，潁考叔幫助鄭莊公母子和解，左丘明對潁考叔大加贊嘆，說他能愛自己的母親，并且把這種愛也傳遞給莊公，是“純孝”。信是君子的一個道德標準，它不僅表現在個人品德上，還體現在國家之間，如果國家之間的結盟不是建立在信的基礎上，即使結盟也沒有任何意義。一個品德高尚的君子，除了講信，還要講義。衛大夫石砏大義滅親，將參與叛亂的兒子正法，左丘明給予高度評價，稱其為“純臣”。讓，就是謙讓，是禮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一個國家能夠形成一種上下謙讓的良好社會風氣，那么這個國家就能長治久安。另外，君子還要從善不從惡，知道善不可以丟、惡不可以長，做到從善如流。對于那些踐踏忠孝信義、品行惡劣的人，左丘明表示深惡痛絕。左丘明認為國君也必須注重品德修養：國君要治理好國家，首先自己要賢明，做到秉正無私、心胸博大、知人善任；治理國家，還必須把德政和刑罰結合起來，用德政來治理百姓、用刑罰來糾正邪惡，這樣百姓才能安居樂業、邪惡才能消除。左丘明認為在軍事上也同樣要重視德和義的作用：主張戰前必須做好充分的準備，否則就不要出師。這些準備包括：度德，即考慮自己的德能否爭取到民眾的擁護；量力，即正確估價敵我力量的對比；親親，即努力團結自己的親人，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支持；征辭，即要有開戰的充足理由；察有罪，即考察有罪過的征伐目標。除了第二條“量力”之外，其余四條都與德義有關。
人物爭議姓氏考證
從姜太公封齊、庶子印以丘為姓，到婁嘉奔楚、改姓左氏，再到成避亂遷魯，左丘明的先人經過了自“姜”而“丘”，由“丘”改“左”的姓氏轉換，同時也經歷了齊、楚、魯三地的坎坷遷移，可以說是家世遙遠、演變曲折。左丘明的兒子瞻，精通儒道，學識淵博，品德高尚。孫子啟同樣博學多才，長期做魯國的大夫。四代孫誠是位超凡脫俗的隱士，才華出眾。王莽新政時，曾召集天下學者為其所用，十五代孫起也受到招聘。起因不愿為王莽效力，擔心王莽加害自己，于是改姓為丘，逃避到陶陽隱居起來。都君邱氏姓氏出于左丘明。《風俗通義佚文·姓氏》曰：“丘氏，魯左丘明之后。”是左丘明后裔有姓邱氏者或邱氏有出左丘明者在東漢文獻有證。丘、邱通用，耳旁為后加。左丘明及其早期后裔姓左，與都君邱氏在兩漢之際改左為邱相連貫。
按《精舍志》記載，肥城都君邱氏即左丘明嫡傳后裔，這支后裔世系清楚，兩千多年來一直居守故邑祖墓。左丘明后裔邱氏宗族世守都君，其家譜《左傳精舍志》所記左丘明以來的世系，北宋初年以后可靠資料日多，有不少史籍、方志、碑記、詩文等作證，可以不用懷疑。宋代以前從東漢初年開始漸有零星的佐證資料。漢人《風俗通義》謂邱氏出于左丘明。北齊《魏書·地形志》、唐《元和郡縣志》都記載了左丘明墓，地址與都君吻合。
然《前漢書·鮑宣傳》中凡王莽征召不出者具列姓名，其中并無邱起，且既改姓避莽，何以又筑左傳精舍，使欲蓋彌彰？”⑦禮部駁議看似不無道理，但畢竟有些不顧歷史變遷而過于苛求古本。又王莽征召人才甚濫，《鮑宣傳》焉能包羅“具列”不出者名單，而建左傳精舍時已時過境遷，豈得謂其欲蓋彌彰，后輩應該歷史地去看待左傳精舍與邱氏家譜的出現。東漢初年它們出現之前，左丘明后裔在文獻中沒有任何蹤跡，這與《左氏春秋》原為獨立編年史、尚未向《春秋》學演變相一致，如果當時有其蹤跡才是怪事。西漢經學的興盛和劉歆對《左氏春秋》的珍重使其開始向傳演變，嗜好經古文學的王莽尋求左丘明后裔本在情理之中，而丘明后裔卻不知是福是禍，不敢輕易登上王莽的險船。東漢初年江山易手，經學統治地位依然，盡管經今古文學家對《左氏》是否傳《春秋》還在進行爭論，時代卻給邱氏提供了借經人仕和光宗耀祖的良好條件，于是邱氏宗族便開始有所活躍。對于古代重視宗統的文化家族，15代世系的記憶并非難事，所以“邱堂纂續舊譜”當有所據，盡管這段時期文獻無征，但結合歷史去看倒也基本可信。可以說，都君邱氏即左丘明嫡傳后裔。他們世居祖地，戰國、西漢默默無聞，到新莽時改左為邱，東漢初年隨著《左氏》傳經而大修祠堂家譜，其后便在文獻中逐漸露出了清晰面貌。《左傳精舍志》的主體資料基本可信，具有一定研究價值，不過左丘明與楚左史倚相沒有血統關系，“姓譜”部分多屬偽托。從現有資料看，左丘明后人當有左、邱二姓，其中作為嫡系后裔的肥城都君邱氏宗族比較可信，其余各地左、邱兩姓中的旁支后裔尚有待探討。清雍正三年（1725）為避孔子名諱，奉旨“丘”旁加“阝”改為邱氏，今石橫邱氏皆為左丘明之后人。
左邱兩姓考證
《精舍志》卷五《譜系志》“姓譜”云：“太公封于營邱？支子印遂以邱為姓。”又云：“（邱明世為魯左史官）因以左為姓氏，其后裔？去左襲邱，隱居陶陽，復以邱為姓氏。”“世系”對改姓記載同于“姓譜”。卷四《藝文志》所收“宋祥符二年平陰令范諷重修左傳精舍記”碑記亦謂“乃避新莽之亂，去左襲邱。”這些資料透露出兩點信息：一是丘明當有左、邱兩姓后裔，二是邱姓并非皆出丘明。按“世系”所錄，左丘明及其后人為左姓時共15代，15代中第4、8、9、12四代各生二子，第6代生三子，其余各代都是單傳。“世系”專記嫡長子，嫡長子所生之次、庶子或許有所忽略，因此所謂單傳未必就是實際上的單傳，旁支當比“世系”所錄更多。即以“世系”所錄計算，嫡長子一支始終為一，旁支在不同時間的四代中杈出有六，六支尚會繼續分杈，是兩者比例至少為1：6。邱起改姓時，第4、6兩代的半數旁支與嫡長子的血緣關系己隔10代左右，8、9代兩個旁支也早已出了五服。他們或許已經遷離故土，或許繼續守居祖墓，前者應當繼續姓左，后者也不一定全部追隨邱起改姓邱氏。例如，據《大明一統志》《山東通志》《曹州府志》《曹南文獻錄》等方志記載，定陶一帶有陶丘，或名左山，有左丘明墓及左姓居民；又據地方調查，今漢上南陶村有不少左姓居民，皆奉左丘明為遠祖。邱起“隱居陶陽”當與彼兩地相關，很可能正是投靠那里的旁支同宗隱居。旁支后裔遷離故土定居，起一始祖墳墓供奉并不奇怪。上述兩地左姓或許就是邱起之前左氏旁支后裔，不可輕易予以否定。邱起之前旁支保留左姓，且宗族規模應該大于改為邱姓的嫡支，邱起之后嫡支改為邱姓，是左丘明當有左、邱二裔。《姓譜》所謂太公支子以邱為姓，在《風俗通義佚文·姓氏》《通志·氏族略》《姓考》等姓氏文獻中查之有據，是邱姓有出于周初姜太公者；《左傳》昭公二十三年有邾大夫丘弱，是邱姓有出于春秋邱弱者；《風俗通義佚文·姓氏》云“漢末丘俊持節江淮，屬王莽篡位，遂留江左，居吳興”，是邱姓有出于西漢丘俊者。三者皆非左丘明后裔。又據《風俗通義佚文·姓氏》，漢代有常丘、商丘、瑕丘、蛇丘、佘丘、虞丘、渠丘、葘丘、謝丘等復姓，多為后世不見，或許去復為單而成邱姓。古人依邱而居即可姓邱，是邱姓多源，不出于左丘明者多也。左姓多出于左職，左職并非僅有左史，左史并非僅有左丘明，《淮南子·覽冥訓》《史記·龜策列傳》有商末左強，是左姓亦為多源格局。
生卒年
尚若倚相、孔子、左丘明系同一代人。孔子（前551-前479）生卒年代明確，無須考證。倚相始見《左傳》昭公十二年，是年即前530年（周景王十五年），上文《精舍志》所云倚相事即本《左傳》。當時倚相隨軍出征，能讀《三墳》等書，年齡不會少于20歲。有人研究以為，“（楚）左史應是倚相與左史老的氏稱”，“晉楚左史皆系氏稱，氏稱源于官名”，“楚左史當來自于晉左史”，是魯襄公二十一年（前552）“與欒氏一起逃奔到了楚國”。其說并非毫無根據，倘若成立，則倚相不出于齊。另據《漢書·古今人表》倚相在時序上居于丘明之后。如果左丘明確系楚左史倚相之孫，則左丘明的家世或許可以向前追溯，但文獻證明兩人根本沒有血統關系。
而根據存世的劉向《別錄》佚文“左丘明授曾申”，以及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所記“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等史料判斷，可知左丘明的出生年代約與孔子晚年弟子曾參及曹恤等人大致相當。即左丘明在年齡上應為孔子的孫子輩，而約生于魯定公在位的中期；而據《左傳》《國語》二書對于歷史人物的稱呼來看，可知左丘明應當卒于魯元公在位時期，即公元前五世紀晚期。
墓地故里
千百年來，史學界對左丘明的姓名及其里籍、墓地等，卻多有不同見解，有說棗莊嶧城人。2000年9月2日至4日肥城市舉辦了中國首次左丘明文化研討會，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山東大學等院校近40位專家、教授、學者以及海內外丘氏宗親代表云集肥城，進行學術交流。大會有20多件論文進行了交流，一致認為，根據掌握的材料認定，左丘明的墓地與故里均在今肥城市石橫鎮衡魚村，左丘明是丘（邱）氏的祖先。大會成立了左丘明文化研究會。
公元前452年前后，左丘明因病逝世。根據左丘明生前囑托，遺體安葬于其所植銀杏樹“一箭之地”的都君莊東高地上，在這里可東向齊都，南顧魯城，表達了左丘明的齊魯情緣。有關左丘明墓的記載最早見《魏書·地形志》。言：“東平郡領縣七：無鹽、范、須昌、壽張、平陸、富城（漢晉屬。有富城、卞城、武強城、左丘明冢）剛。”富城遺址位于肥城市王莊鎮，其疆城包括今肥城市的王莊、桃園、石橫、湖屯等鄉鎮。《漢書人表考》也載：左丘明“葬泰安肥城縣西南五十里肥河鄉都君莊”。清康熙十一年《肥城縣志》載：“左丘明墓在城西南五十里肥河鄉都君莊正覺寺之西。”宋王去非詩《題左丘明墓》也準確說明了其位置。詩中說：“寺壓古墳闕已摧，墳前古樹已凋衰。未能遷寺還封樹，每到都君一淚垂。”清俞正燮在《左丘明墓考》中，更依據《水經注》《魏書》《通志》《元和郡縣志》《天順一統志》等史料，力排左丘墓在東平、嶧（山）、曹（縣）說，認定“丘明墓依古籍在今肥城，審矣！”。
故里爭議
關于左丘明的出生地存在爭議，一說魯國都君莊（今肥城市石橫鎮衡魚村）人，一說曹國左氏(今定陶縣力本屯鄉左崗)人。
軼事典故孔子夸贊
孔子曾多次贊嘆左丘明的“君子”風范。例如，有一次孔子前往齊國，路過肥邑，感嘆道：“肥有君子焉。”意思是說，肥邑這塊地方出了位令人仰慕的君子，對左丘明的敬佩之情溢于言表。另外，《論語·雍也》：“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文勝質才稱得上史筆，文質彬彬才算得上君子，似乎也是敬重的左丘明。如果說《公冶長》是在贊揚左丘明的高尚品格，那么《雍也》就是在贊揚左丘明的史家文筆。
纂修史書
為了著述歷史，左丘明曾與孔子一同前往周室，在周太史那里查閱檔案，回魯后孔子便寫了文字簡明的《春秋》，而左丘明則寫成了內容浩繁的《左傳》。魯國是周公的封地，相傳周公治禮作樂，魯國保存了前代的多種禮樂制度和文獻，所以魯國一向有“禮樂之邦”的美稱。西周滅亡后，周室文化在西方蕩然無存，卻在東方魯國保留得相當完整。當時魯國的各種文獻和檔案資料，屬于太史職掌收藏，左丘明既然為魯國的太史，自然也就掌握了春秋時代中原最豐富的文獻資源。因此，左丘明能夠寫出《左傳》這樣一部規模空前的史學巨著也就不難理解了。《左傳》的編撰，是左丘明史官生涯中最大的成就，其在中國思想史、史學史、文學史和學術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參政議政
左丘明與孔子同為春秋末期人，二人關系密切。他曾與孔子一同前往周室，鼎力支持孔子從政，受到孔子的好評。加上左丘明品德高尚，胸懷坦蕩，深得魯侯器重。作為太史，左丘明非常關心國家政事，積極參政議政。如魯定公想任命孔子為司徒，打算找三桓進行商議，事先征求左丘明的意見。左丘明說：“孔子是當今的大圣人。圣人一當政，犯錯誤的人就很難保住自己的官位。您要任用孔子，卻又想和三桓商量，他們怎會支持您的主張呢？”魯定公百思不得其解地問道：“你怎么知道他們不會同意？”左丘明笑了笑，回答道：“從前，周朝有個人很喜歡毛皮大衣，同時也很喜歡美味肉食。他想做件價值千金的皮大衣，于是就去和狐貍商量，直接向狐貍索要皮毛；他想辦桌味道鮮美的牲祭，于是就去同羊兒商量，直接向羊索要羊肉。話還沒說完，狐貍和羊兒便都躲藏了起來。因此，五年過去了，這人一件皮大衣也沒做成；十年過去了，一次牲祭也沒做上。原因其實很簡單，那就是周人的謀略不對。你打算任命孔子為司徒，卻召集三桓來商量，這同與狐貍商量做皮大衣、與羊兒商量做牲祭是同一個道理。”
左丘明這樣說是因為孔子主張削弱三桓，加強君權，曾向魯定公提出“墮三都”的建議。“三都”指三桓的三個據點：季孫氏的費邑、叔孫氏的睩邑和孟孫氏的成邑。“三都”是三桓對抗公室的私有據點。由于三桓住在國都，封邑由家臣掌管，因此“三都”對三桓本身來說同樣也是一種威脅。孔子通過游說曾一度使魯公拆掉了叔孫氏的睩邑，如此這樣，左丘明冷靜地分析了三桓不會支持魯定公任用孔子的原因，看到了三桓與孔子之間的矛盾，所以當魯定公征求自己的意見時，他便用兩個寓言故事比喻說明，建議避開三桓直接任用孔子。于是，魯定公聽從左丘明的建議，沒經三桓同意就直接任命了孔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