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壽（233年－297年），字承祚。巴西郡安漢縣（今四川省南充市）人。三國時蜀漢及西晉時著名史學家。太康元年（280年），晉滅吳結束了分裂局面后，陳壽歷經十年的艱辛，終于完成了紀傳體史學巨著《三國志》。此書完整地記敘了自漢末至晉初近百年間中國由分裂走向統一的歷史全貌，與《史記》《漢書》《后漢書》并稱“前四史”。個人資料簡介
陳壽少時好學，師事同郡學者譙周，在蜀漢時曾任衛將軍主簿、東觀秘書郎、觀閣令史、散騎黃門侍郎等職。當時，宦官黃皓專權，大臣都曲意附從。陳壽因為不肯屈從黃皓，所以屢遭遣黜。蜀降晉后，歷任著作郎、長廣太守、治書待御史、太子中庶子等職。晚年多次被貶，屢次受人非議。太康元年（280年），完成了紀傳體史學巨著《三國志》。此書完整地記敘了自漢末至晉初近百年間中國由分裂走向統一的歷史全貌，與《史記》、《漢書》、《后漢書》并稱“前四史”。
主要成就三國志
陳壽的主要著作為《三國志》，《三國志》是一部記載魏、蜀、吳三國鼎立時期的紀傳體斷代史。其中，《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吳書》二十卷，共六十五卷。記載了從公元220年（魏文帝黃初元年），到公元280年（晉武帝太康元年）60年的歷史。陳壽是晉臣，晉是承魏而有天下的，所以《三國志》尊魏為正統。在《魏書》中為曹操寫了本紀，而《蜀書》和《吳書》則只有傳，沒有紀。記劉備則為《先主傳》，記孫權則稱《吳主傳》。這是編史書為政治服務的一個例子，也是《三國志》的一個特點。陳壽雖然名義上尊魏為正統，實際上卻是以魏、蜀、吳三國各自成書，如實地記錄了三國鼎立的局勢，表明了它們各自為政，互不統屬，地位是相同的。陳壽所著的《三國志》，與前三史一樣，也是私人修史。《三國志》書成之后，就受到了當時人們的好評。陳壽敘事簡略，三書很少重復，記事翔實。在材料的取舍上也十分嚴慎，為歷代史學家所重視。史學界把《史記》、《漢書》、《后漢書》和《三國志》合稱前四史，視為紀傳體史學名著。然而，《三國志》也有其不足之處，不可不注意。在敘事時，除了在某些人的紀和傳中有矛盾之處外，其最大的缺點，就是對曹魏和司馬氏多有回護、溢美之詞，受到了歷代史學家的批評。另外，全書只有紀和傳，而無志和表，這是一大欠缺。
個人作品
《三國志》《古國志》五十篇《益都耆舊傳》十篇還有《官司論》七篇《釋諱》《釋諱》《表上諸葛氏集目錄》《駁虞溥議王昌前母服》人物生平不附黃皓
陳壽自幼刻苦好學，拜同郡人譙周為師，研習《尚書》、《三傳》，精通《史記》、《漢書》，陳壽聰明機敏，所寫文章以富麗著稱。最初應州里的聘請，歷任衛將軍姜維主簿，東觀、秘書郎，散騎、黃門侍郎，觀閣令史等職。當時宦官黃皓專橫弄權，蜀漢眾臣大都極力逢迎黃皓，唯獨陳壽不愿依附他，因此多次被貶謫。適逢陳壽父親去世，他守喪期間，因為生病而讓婢女伺侯自己服藥，被來客看見，鄉黨因此對他頗為議論指責。
一代良史
景耀六年（263年），蜀漢滅亡，陳壽因而多年不被薦舉。張華欣賞其才華，認為他雖然有行為不檢點的嫌疑，但依照情理不應被貶廢。于是推舉其為孝廉，授官佐著作郎，又出任陽平縣令。陳壽撰寫《諸葛亮集》，上報朝廷。后授職著作郎，兼任本郡（巴西郡）中正。益州自從東漢光武帝之后，蜀郡人鄭伯邑、太尉趙彥信（趙謙）以及漢中人陳申伯、祝元靈，廣漢人王文表（王商）都是博學多聞，撰寫有巴、蜀的《耆舊傳》。陳壽認為這些書都不值得流傳后世，于是合并巴郡、漢中地區，撰寫成《益部耆舊傳》十篇。散騎常侍文立向朝廷呈獻此書，得到武帝的嘉獎。
屢遭貶斥
張華準備薦舉陳壽為中書郎，中書監荀勖因忌恨張華而厭惡陳壽，便示意吏部改任陳壽為長廣太守（一說是荀勖開始也欣賞陳壽，后來因為不滿意《魏書》的內容才外放他）。陳壽以奉養老母為由不就職。咸寧四年（278年），鎮南將軍杜預離京鎮守荊州之前，又將陳壽舉薦給朝廷，建議授予他黃門侍郎或散騎常侍之職。陳壽因此被授職為治書侍御史。因母親去世離職，其母臨終遺言將她埋葬在洛陽，陳壽恭行母親遺志，但又此而遭到非議貶官。當初，譙周曾對陳壽說：“你必定會憑才學揚名天下，但常會遭到詆毀傷害，這未必是不幸。要謹慎從事。”陳壽至此，再次招致貶廢的羞辱，正應了譙周之言。太康元年（280年），晉滅吳，統一天下。陳壽撰寫完成《三國志》，共六十五篇。當時的人們盛贊陳壽善于敘寫史事，具有良史的才干。夏侯湛當時也在撰寫《魏書》，見看到陳壽的《三國志》后，便銷毀自己的《魏書》。張華對陳壽倍加贊賞，對他說：“應該把《晉書》委托給你撰寫。”陳壽就是如此受時人器重。
失意病卒
數年后，陳壽被拜為太子中庶子，未到任。元康七年（297年），陳壽病逝，享年六十五歲。他去世后，梁州大中正、尚書郎范頵等人上書說：“從前漢武帝下詔令說：‘司馬相如病危，可派人去取回他的著作。’使者得到了司馬相如遺留的書籍，內中談到帝王祭拜天地一事，武帝大為驚奇。臣等認為，已故治書侍御史陳壽所著《三國志》，書中多有勸誡之言，闡述前人的是非得失，對今世的教化大有裨益，盡管文辭不及司馬相如，但質樸實在，懇請陛下采錄其書。”惠帝于是詔令河南尹、洛陽令，派人去陳壽家抄寫其書。
